创新被作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困境的良方，是举国上下关注的议题。总理调研、舆论导向、投资方向、优惠政策，乃至大学的课程设置，无不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创新的关注。顾名思义，创新指创造新的知识。本文的问题是，创新活动本身的知识从哪里来？

把问题提的更清楚吧，创新作为一种活动，目的是要创造出新的知识。但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要实现创新，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即，这是关于know-how的知识。问题是，这种如何创新的知识，却不是那样容易获得的。

这里的难点是，只要是人的活动，都包含大量的不易识别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不易表达，不易量化，不易传播，即使把书本读透了，也学不去。......

以农民进城为核心的城乡一体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早在2003年，杜润生先生在其90岁生日时，就有所感言：“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如何能够在本世纪的中期，转移出去2亿左右的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十三年过去了，在许多地区，农民及其子女仍没有获得国民待遇，仍有过亿农民在城乡之间两头摆。

农民在城乡两头摆，部分原因是在家乡的农村还有老人留守，农房伫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农民进......

城市兴旺，农村凋敝，是中国的大势。

道理简单，农村太穷，种地没收入、生活太单调、关系太复杂。种地的收入每年一两千元，在城市务工的收入每年至少五六千元，加上在城市更多彩的生活，更多的文化、教育、医疗资源，年轻农民自然往城里跑。除了东南沿海少数发展工业的农村外，大部分的农村衰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种衰落已逐渐蔓延到落后的农业县城。在这些县城及其农村，年轻人纷纷往大城市跑，留下了许多老年人。如果靠这些地方自己发展，没有知识，没有产业，没有人才，社会关系复杂，很难发展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为农村居民进城创造条件，用城市......

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13亿人口仅有20亿亩耕地，人均1.5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即便如此，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尤其是，农村住房占用了大量土地。以衡水为例，2005年末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达281.14平方米（《衡水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这个数字在重庆是262平方米，在大理是168平方米。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城的情况下，这么高的数字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土地资源有巨大的浪费。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居民“一户一宅”，各地也规定了宅基地的人均面积，但受制于极高的监管与执行成本，在许多农村，“少批多占”、......

阅读科斯的文章，常惊讶于其深邃的思想与看问题的独特视角。 恰逢科斯的长期合作者王宁教授访京，于是登门拜访，当面请教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经回忆，大致内容记录在此，供经济学研究同好参考。

我：读科斯的原文，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经验研究的气息。为什么科斯这么重视经验研究？

王宁：芝加哥大学有位教授Lester Telser，曾经是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的同事。他曾对笔者讲过，博弈论有两大不同的研究路径，一个是Von Neumann的合作博弈，另一个是Nash（纳什）的非合作博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

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以及福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知识界的左倾。实际上，我在美国读博士时，也接触过一些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这些学者普遍左倾......

最新一期《看见》中，柴静采访兰考县长：

“柴静：比如网络上也会看到一种声音说，为什么这个县可以去花两千万给财政部门建一个中心，但是却没有去给弃婴去建一个福利中心，你能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吗？

　　县长：钱是一个条件，但是制度更是一个条件，不拿出国家的规划，项目就批不下来，土地、规划，等等都没有办法。”

县长认为，这并非仅是意识或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审批制度。可惜，受节目所限，并没有就这一制度问题展开。可能是因为制度问题太复杂吧——节目说不清，观众也搞不明白，于是节目又回到了所谓的“意识问题”。

户籍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目前，包括成渝在内的地方政府都在试点户籍改革。然而，户籍改革绝非易事：首先，政府要愿意推进户籍改革，接纳农民进城；其次，农民要有能力进城。这两件事不是想当然就可以实现的。

要让政府愿意接受农民进城，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金的问题， 二是土地的问题。资金方面，地方政府要为吸纳农民进城花多少钱？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土地方面，城市用地已很紧张，住房供给有限，从哪里为农民安居提供土地和房屋？

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更高的福利水平。在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城市生......

09年去成都，拜访一家成立1年多的软件公司。不大，租下三间房而已，一间卧室用于开会，一套沙发、一块白板；一间卧室用于财务办公；大客厅摆了十几台电脑，每台电脑前坐者一个年轻人。年轻人都是20出头，年龄最大的员工也只有24岁，读硕士一年级。午餐和晚餐是大锅饭，3菜一汤，由一位阿姨送来，边工作边吃饭。年轻人拼命，加班到12点是常事。

围X造地——读《填海造地正疯狂》有感

标题中的x，今天可以是“海”，明天可以是“湖”，后天是“山”，大后天是“天”。是的，只要土地利用紧张，地价足够高，一切的空间，都可以成为“围”的对象。

笔者就亲自见过平山造地：一座高山被整体挖平了。据当地干部说，是因为农地不能转为非农用途，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只好另辟蹊径，把这座山给挖平了。这真是今天的“愚公移山”。

不奇怪，无论围什么，围出来的决不会是“田”，而是“地”，而且是建设用地。

报道说的很清楚了，围海造地的原因是：

经历越多，知识越多，我发现我越无知。也从而知道，长辈、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往往灌输给我许多既有的偏见。

比如，我在高中的时候，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上大学后知道其中也有基因因素，这不是病。朋友中有同性恋者，他们是非常正常的人，只是性取向与我们不同。朋友的父母难以理解和接收，而宗教也是将其当作疾病或者魔鬼附体，不予理解。到现在，我相信长辈们和社会习俗还是难以接受同性恋作为一种正常人来对待。

又比如，在高中的时候，对于有抑郁情绪的人，往往不认为是一种疾病，而认为通过朋友的心理疏导就可以助其康复。自己性格积极的缘故，也往往容易看不起意志消极者。后来越来越了解，有一些抑郁是因为生活遇到了问......

先看一组照片，是2009年1月份和同学去汶川映秀镇看到的景象：

跟进成都城乡统筹已有两年。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2009年6月 成都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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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徐阿懒师弟的文章，有感于下：

对于近乎偏执的冷战思维，William Blum在 Killing Hope: U.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2004) 是 这样描述的：“perhaps the most deeply ingrained reflex of knee-jerk anti-communism is the belief that the Soviet Union (or Cuba or Vietnam, etc., acting as Moscow's surrogate) is a clandestine force lurking behind the facade of self-determination, stirring up the hydra of revolution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换句话说，美国近乎偏执的反共思维来自于“阴谋论”，是对苏联等国输出革命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