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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大家晚上好,今天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第一篇论文的研究历程,让我们看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是怎样写成获诺贝尔奖的论文。
 
科斯全名叫罗纳德·哈里·科斯,1910年生于伦敦,2013年去世,享年103岁。在LSE拿了商学学士后,在利物浦大学做助理讲师。1951年,因为二战后英国普遍生活拮据,他和夫人移民至美国,在纽约州立Bufflo大学任职。1959年到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1991年,八十一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时科斯开了个玩笑: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因二十多岁时的工作而受赞扬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科斯对经济学有非常大的贡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凝结在两篇论文。一篇是1937年《公司的本质》(或《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发表时间间隔将近三十年。科斯极具原创能力,能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上,用不同的视角分析问题。此外,他还在1959年发表《联邦通讯委员会》,1974年发表《经济学中的灯塔》,1972年发表《耐用性和垄断》,1946年发表《边际成本的争议》,1979年发表Payola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具有极强的原创性和思想深度。
 
科斯的原创性思想引发了后续很多学派。包括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定理、企业理论等。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沿着科斯的思想创建了法律经济学这一学科,目前是法学三大流派之一。威廉姆森因创建新制度经济学,在2009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特在今年因合约经济学拿了诺奖。诺斯从制度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史,是1993年的诺奖得主。 这些学者都是受科斯启发,因拓展或应用科斯的思想而获得诺奖。这说明科斯研究的是根本问题。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会在根本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他是怎样做研究的?
 
今天主要介绍科斯的研究方法。选取的例子是他第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的研究历程。我们要介绍他是怎样写这篇文章的,是在什么环境下写成的,是如何表达思想的。内容来自科斯晚年的回忆《企业的性质:起源》,这篇文章引述了他年轻时的信函,是研究科斯的重要材料。
 
《企业的性质》一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来解释组织和市场的差异。如果市场调节是有效率的,为什么在组织内部不用价格信号调配生产要素?计划经济把全国变成一个大的企业组织,如果全国统一组织生产是有效率的,为什么在民间存在大量自发的市场交易?他想解释组织内用行政命令分配资源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并存的现象。科斯在1932年基本完成了构思,答案怎样形成的?
 
我们首先要介绍科斯本人的特点。
 
首先,他学习兴趣广泛,涉猎许多学科。十六岁高中毕业,按照当时英国学制的要求,需要花费两年时间准备大一的课程。他本来想学历史,但因学历史要求懂拉丁文,他不能选历史专业。于是他想学化学,但是学理工科要学数学,他又不喜欢数学。之后他决定攻读商学,学习了经济学、地理、法语、英国经济史、会计等多门课程。18岁时进入LSE学商科,学了英国外贸、货币原理、生产理论、工业关系、海外领土的经济发展等多门课程。他在产业法方面花了较多时间,对案例和法律推理感兴趣。科斯说:“攻读商学使我了解了一些经济学、法律、会计和统计学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的研究有所影响。”
 
第二,与老师同学的讨论获得了知识。科斯虽然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但经常参加阿诺德•普朗特的讨论班,学了很多经济学知识,与同学的交流也受益匪浅。
 
科斯回忆说,在遇到普朗特之前,他的经济学的观点一片混沌。“普朗特使我懂得生产者相互竞争以最大化自身利润,这使价格趋于与成本相等。产出构成由消费者最高评价决定。普朗特还解释了政府经常为特殊利益服务,促进垄断而不是竞争,通常设置恶化情况的管制。他使我意识到存在从价格体系指导下的经济流出的收益。”科斯说,他不需要去芝加哥大学就能学到这些观点。
 
一个好老师对经济学理论的启发是十分重要的。科斯在很早的时候就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明显地体现在日后《企业的性质》中。他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福勒(Fuller),后来也是经济学家。他们之间的交流和通信对科斯深化思想有很大的帮助。两人也合写过一些文章。
 
有好老师和同学给予启发,但是研究还要靠自己完成。要自己提出问题,收集材料,深化认识。所以第三点是,科斯到现实生活中探究问题。科斯获得奖学金,在1931~1932年访问美国。他利用这个机会探寻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
 
什么是一体化?是指上下游企业或同一环节企业的合并整合。比如说,下游生产与销售牛奶的企业收购了上游养牛的企业。政府希望控制粮食的产量和价格,把乡村的农民组织在一起成立人民公社。科斯想探索一体化的经济理论。
 
选题受到了普朗特的影响。当时英国的马车、交通车和其他运输方式混乱不堪,有人建议政府出台一体化的方案协调不同的运输方式。就像现在有人提议把网约车和出租车合并起来由政府运营。但是普朗特认为竞争本身就足以协调了。消费者是协调生产的最终老板。
 
科斯认为这些讨论忽略了管理的协调作用,忽略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组织内部不靠价格机制协调资源。如果市场竞争就能协调全部经济活动,为什么需要经理来协调生产和销售?英国是高度自由经济的国家,市场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如果市场能协调各种活动,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等各种组织?
 
另一方面,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思路是把国家整个经济系统当作一个大企业,由中央协调所有的资源配置。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但是在英美也看到了庞大的企业,如福特、洛克菲勒,所以像苏联这样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大企业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就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国家层面上,在英国,大部分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协调,而在苏联则通过计划经济协调,怎样解释两种方式并存?科斯带着这些问题去了美国。
 
他在美国没有听太多课,主要时间是在访问企业和工厂。他通过运输总工会的秘书联系到英格兰银行的高管开了介绍信,便于他访问美国企业。他在联合碳化公司采购经理办公室聊了一天,了解了实际工作的人的看法,经理会讲到为什么把采购部门并入公司内部。他在芝加哥参观了钢铁厂、百货公司、畜牧场等等,研究了一个橡胶厂收购种植园的案例。他还读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了解了棉纺织业、电话行业。他带着问题看了许多现象。
 
他和好友的通信记录了他如何访谈。那次到了福特公司,他先问能否见到福特先生,前台说总裁不在。科斯也没指望见到他,就问能否见他的秘书,然后就被要求填张表格。科斯在表格里自称专程从伦敦来拜访福特先生。过了几分钟,一个人来见他并自我介绍。科斯在信里回忆,到一个企业,一旦见到某个重要人物,一切就没有问题了。科斯就和那个负责人谈了一体化的问题。他说自己提问很有技巧,能让负责人没有察觉出自己已经说出成本的情况。科斯不是去要具体的统计数据,而是从理论的角度得到启示性的陈述。他在福特公司吃了午饭,并由专人带领参观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参观之后要求与采购部的经理交谈,聊了一个半小时,包括与供应商的契约等等。科斯说这并不是因为福特公司要专门接待我,但我总是能够做成自己想做的事。第二天他还参观了福特公司的另一个供应商。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调研,怎么在调研中开拓与深入。很多时候并没有系统的方法,只能依靠灵活的方法与经验的积累。科斯在调研过程中一直带着问题。只要有了研究问题,沟通的技巧是可以灵活多样的。
 
在整个过程中,他在考虑一体化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清楚地提出经济学上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也就是还没有找到研究的突破口。从他和福勒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思想的演变。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是生产的规模经济。他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逐渐形成一种理论,即小规模生产的局限性导致经济一体化。本质上说经济一体化的原因是不同产业的小生产商,为获取大规模生产优势而联合起来。”他认为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的单位之间的联合可能是最不稳定的。一种理解一体化的角度是,大量小生产商依靠契约的合作是不稳定的,企业的合并可以获取稳定的规模经济。合并可以使生产稳定地为更大的市场提供服务,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等。这个是他最开始的一个想法,是从创造稳定的合作条件来获得规模经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网约车公司滴滴和快的的合并就是为了实现这种对市场规模的占据。
 
但是不到一个月,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经济的一体化不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而是为了把不同功能整合到一个控制下。实现市场规模可以理解,但为什么面对不同市场的企业要合并?此时,他从功能角度看,还没有从专业化的角度看问题。他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协调专业化的作用与多种功能的作用。为什么要讨论专业化呢?我们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识到专业化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一体化,如果从功能的角度看,意味着把不同的专业放在一起。这其实反专业化的。这就有悖于专业化的趋势或是提高效率的趋势。
 
科斯与好朋友福勒的通信表明,福勒对科斯的思考是有帮助的。福勒对科斯的回信讨论了纵向一体化与专业化的背道而驰。专业化能提高效率,而纵向一体化把不同的功能放在一起,是反专业化的。怎么来解释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同时存在?
 
福勒举例说,如果专业化会提高效率,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向纵向一体化发展。只能说纵向一体化也能提高效率,这怎么解释呢?福勒举了几个例子,他说钢铁业中的冶炼和轧制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可以归于专业技术的原因,这点不能用专业化来解释。利文顿的文章就认为历史上没有趋于纵向一体化的趋势。也就是说,首先要承认存在消除中间商的一般趋势,竞争中两个经纪人比三个经纪人更有效率。从而想否定专业化提高效率这么一个定律。
 
福勒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证明专业化本身不是趋势,而纵向一体化才是真正的趋势。他举的例子是中间商的消失。直到今天,仍然有些观点认为中间商是可以取消的。去除各级批发代理商,从而把中间成本省下来。他们总觉得淘宝或者京东可以从厂商那里直接把产品卖给消费者,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医改中的两票制也是出于这种思想,认为消除中间环节的竞争能降低成本、降低药价。今天还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其实就是福勒所说的纵向一体化缩减中间环节能提高效率,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趋势。换种表述,是竞争中两个经纪人比三个经济人更有效率。消除竞争反而更有效率,听起来不太对劲。
 
科斯并不确定一体化是历史的趋势。他在回信中说,他不能确定多大程度上经济的发展是因为一体化或者专业化。这个趋势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可以看到的是手工业也许是更加专业化了,但是管理是否更加专业化了呢?更准确的说,一体化的经济程度究竟如何?只能是通过成本曲线分析,但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来证明。
 
福勒和科斯在这里纠结于专业化与一体化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确实越来越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比如,在浙江和广东,我们经常能观察到小工厂聚集在一起生产一种小商品。工厂非常小,前店后厂,生产一些小装置、小配件、小工艺品。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体化的现象、反专业化的现象。一些大企业,如阿里巴巴、乐视、恒大、万达等,不断地兼并其它一些领域的企业。格力不仅做空调、冰箱,还做手机、汽车。在历史上,既有一体化趋势,也有更专业化的趋势。怎样解释呢?其后的通信,福勒从管理能力收益递减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科斯从规模经济进一步讨论到不同功能的聚集。但功能聚集是反专业化的,也就是导致复杂性越来越高。从专业化的反面角度看,会导致管理的收益递减。福勒问,是否可以说企业专业生产扩张到某一点,在该点管理能力的收益开始递减。是否能把这种收益递减归因于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专业化。企业做的产品越多,或者功能越多,管理的收益开始递减。
 
管理收益递减一个可能原因是,企业现在要向更大的市场范围供货。更大的市场范围意味着更少的专业化和更大的复杂性。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市场,因为其环境千差万别,这必然导致不同的生产者致力于不同市场的趋势,生产的产品应付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大。比如当乐视不只卖手机,还要卖电视、卖汽车,面对的不是一个市场而是很多市场。对他的管理协调能力、供货能力就提出了很多要求,很可能导致乐视管理收益的下降。乐视面对的市场越来越多时,其管理收益可能会下降。
 
科斯在收到福勒的信后,提出管理能力收益递减是因为更少的专业化造成的,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复杂性越来越高也许带来某些技术优势,但管理能力收益递减是一个根本局限。科斯和富勒的讨论,从生产之外多了一个管理的局限。可能企业合并或者整合使技术不断融合。比如说生产电池的技术,格力如果收购了银隆等电池研发制造企业,可以把电池技术用于格力家电。可能有技术共用的优势,但另一方面管理的能力也在递减。
 
科斯举了他观察的橡胶轮胎行业的例子。橡胶轮胎需要某些化学制品。当他读美国贸易杂志时,可以从广告上明显发现这些化学品是生产企业自行销售的。他看到英国的贸易出版物,发现化学制品的广告出现在某化学制品公司代理商名下。也就是说这种特定的化学制品的海外销售,反而是由专攻该市场的人负责的。
 
这个化学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体的,这个工厂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对外销售就雇佣当地代理人销售,而不是企业自己的销售部门销售。他们面对不同市场时,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程度也不一样。这个例子呼应了福勒所说的,不同的市场范围,企业的专业化程度、管理的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
 
在与好友的讨论中,科斯的思想是在不断深化的。但是始终,科斯认为他没有找到一体化的解释。把不同任务的不同功能放到一起怎么影响成本?这种传统的经济学方式可能有启发,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个有力的解释。
 
他与富勒的通信其实是想提出以下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些看似偏离专业化的行为、反专业的行为更加有效?为什么要区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为什么将某些活动整合在一个控制下能降低成本?科斯与福勒反复讨论这些问题。而他的角度,从规模经济,到多种功能的统一控制,到与专业化的关系,再到市场范围管理收益的递减,不断把问题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虽然问题越来越清楚,实例越来越多,但始终没有解开这个困惑,没有找到突破口。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
 
科斯在研究过程中也阅读了学术文献,同时与里昂惕夫、维纳等学者交流。但是他发现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对福勒讲:“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无知,令人吃惊。事实上我认为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教授中还没有一个比我对此认识更清楚,我非常迷茫,他们指出的一些原因根本站不住脚,你看看有关类似此类问题的文献就知道了——那完全是废话。”“你可能认为前面的话,过于自夸,可说这些话时我并不得意。我对已有文献的批评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型的。但我希望能够建出一套一体化的理论,如果他确实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是科斯在二十一岁时写的,像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充满了对既有学者和学术传统的挑战,同时有很多不满。怎么去理解呢?一方面,科斯之前,没有人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在与其他学者交流时科斯发现,很多研究其实是不太成熟的。这些话并不是自夸而是出于对文献的不满。
 
科斯表现的似乎有点傲慢,但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学术面前是没有等级之分的。不根据你的年龄,是否读过书,是否是大学教授来区分。在思想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即使是一个奴隶,也有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权利。思想是最平等的一个领域。而且,创造一个新的思想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对既有思想和理论有所不满。科斯对福勒的充满挑战性的言论表明他在这方面是极有勇气的。
 
我们鼓励年轻的学生,不管你是大一还是大二的,不管你是否读过大学,不管你有没有研究经历,都敢于想问题。敢于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学友把问题不断深入。要自信,这个文章不一定马上出名,像科斯这样子,但是在几十年之后,也许能震惊全世界。这个自信就来自于科斯这些话。你要敢说以前的研究和学者的论点是废话。
 
科斯讲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无知,只是对于言论本身而不对学者本人。他与福勒的通信中讲到他去拜访里昂惕夫。里昂惕夫是著名的学者,在学习经济学时,我们会经常谈到里昂惕夫的生产函数。科斯去拜访里昂惕夫,提出一体化的观点。里昂惕夫给了个解释,他说假定企业对一定数量的产品有一个稳定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些波动的需求。那么企业会愿意生产产品以满足稳定的需求,然后在市场上购买那些产品满足波动的需求。这样对企业比较合算。也就是说,如果对企业某种产品的需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需求比较稳定,另一部分的需求波动比较大,那么这个企业其实可以生产产品满足稳定的需求。对于上下波动的需求部分,可以从别的企业购买产品,或者代理销售。这是里昂惕夫的解释,什么时候自己生产,什么时候去购买别的产品来销售。但是科斯觉得这个解释并不合理。科斯说,按照他老师普朗特的方法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做是合适的,那为什么原材料的生产商不建立企业自己生产,为什么原材料生产商不把上下游所有的企业进行整合呢?整合之后,这种不确定性不就消除了吗?
 
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企业可以同时经营两个企业,其中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稳定的需求。另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波动不太稳定的市场。这个角度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企业会存在。里昂惕夫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只是在假想中从满足需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稳定的需求来生产产品,里昂惕夫的意思是说,自己生产开办工厂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产品的市场是比较稳定的。如果只是在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上建立工厂生产的话,就存在另一个风险。一旦消费者停止需求这种产品,这个企业就会承担所有的风险。
 
科斯说,无论是否生产产品,风险最终是由生产者承担的,而且这种承担在有双边垄断的条件下,它的风险可能会导致资本的成本很高。以致于较便宜的做法是由最初的消费企业自行生产。尽管这样做经营效率较低,但是他见过类似的例子。如果要为一个稳定的市场、消费群体生产产品,而为波动的市场实行购买、代理、销售。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来他引出的敲竹杠问题。也就是双边垄断的问题。从这里,科斯开始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是科斯说的应该考察企业间的长期合约,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长期合约也许被视为对实际经营一体化的一种替代,所以值得为此努力来获取这些信息。
 
在这封信中,科斯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理论。而且是在后来能够拓展的一个理论基础。他把一体化与长期合约放在一起考察区别。他说应该考察企业间的长期合约,长期合约与一体化之间是一个替代。他的这种理论提法与他参观考察匹兹堡杜奎斯尼电力照明公司与煤矿整合的例子有关。福特的例子也帮助他思考资产专用性的问题。也与他参观通用汽车公司的印象有关。这些在实际调研中访谈的企业帮助他深化思想、纠正思想路径。
 
那么双边垄断下的风险指的是什么呢?科斯讲的风险怎么会导致一体化呢?他说假设生产某产品需要一部大型资本设备,但是这个大型设备在生产完之后只能用于生产某种特定的产品。如果要对设备进行改造,花费巨大,那么这时生产设备的企业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他的下游企业在定制了这个产品之后不再有需要,不再买这个产品,或者他要求上游企业强制降价,因为产品只能卖给他,只能卖给下游企业,只能用于某种特定产品的需求,那么下游企业就可能敲竹杠,在上游企业生产完之后要求你降价。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汽车厂向我们定制了一条生产线,但是这条生产线只能用于组装这一款类型的汽车,也就是说这个大型设备生产完之后,只能卖给这家汽车公司。那就有个问题,如果把这个大型设备生产完之后,这家汽车公司不要了怎么办?或者,他说可以要,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困难,你降价给我们吧,你便宜点要吧,那生产设备的公司、生产大型组装生产线的企业就面临敲竹杠的问题,它不得不承担降价或是需求转移的风险。
 
还有一个不恰当的笑话,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谈恋爱,然后他俩结婚了生孩子了,生了孩子之后,这个男孩就开始对这个女孩不好,又打又骂。然后这个女孩很难离开他,因为她已经生了孩子了。这个时候,小孩儿变成专用资产,就把这个女孩和这个家庭绑在一起了。婚前或者生孩子前男孩对女孩非常客气,送花呀、过生日啊等等,但是一但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态度急转直下,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因为有了孩子已经被绑定了,离不开他了。有的女孩为了绑住男孩而生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例子。
 
这其实就是后来很多学者研究的资产专用性下的合约问题。在《企业的性质》酝酿的阶段,科斯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了。科斯认为,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导致上下游企业在签订合约时,上游生产设备企业会要求更高的资金回报,因为它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补偿这种风险的方式就是提高付给它的资金,提高下游企业为上游企业支付的价格。这种支付的价格意味着资本放弃了用于其他用途的利息,如果这个利息太高的话,那么可能更好的方式是把上游企业合并、一体化。
 
如果这种敲竹杠、上下游之间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大,以至于下游企业必须为上游企业支付很高的资金,支付很高的价格来购买这种产品。比如说支付定金,就有资本利息的浪费。如果这个差异很大、支付这笔钱很多,资金的成本会很高。此时有种解决办法,是把上游企业收购合并。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游的互相不信任,或者要求更高的资金成本,这样的风险降下来了。但是合并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合并之后是反专业化的,那么就会导致经营管理的效率降低。合并与否,就取决于合并之后带来的资本成本的减少这种收益,与低效率提高的管理成本相比,是大还是小。如果合并之后的收益,就是防止敲竹杠的收益,大于合并之后的管理成本的增加,或者经营管理效率的降低的话,那么合并就会成为一种结果;反之,就会是一个非合并的结果,就是上下游是分立的。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理论假说。
 
科斯的分析的可以体现他的经济学基本功。比如刚才那封信中有一段话,他讲到,这家为单一消费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发现自己面临极大的风险。消费者也许将需求转移至别处,或行使垄断权力强迫降价,所以这部大型设备没有供给价格。所谓供给没有供给价格,意思就是一个租,意味着上下游有租金攫取的可能性。如果消费企业决定自行生产产品,那么这种上下游敲竹杠的风险就不存在了。一体化的例子是福特汽车公司,他是从福特的很多例子中得到了启发。
 
但是福勒的回信认为一体化不能降低风险。于是,科斯在1932年5月的来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说,假定某一产成品生产商发现自己需要某种特殊的零件,那么这个生产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让供应商生产,就是一个他自己做,第二个到市场上买。假设这种特殊的零件需要一个大型、高度专用化的资本设备来生产,比如某种特殊的模具。对于该零件的外部供应商而言面临这一风险,就是产成品的生产商可能将需求转向其他供应商。
 
如果消费者将需求转移到别处,那么外部供应商会发现自己的巨额投资无法获得收益。鉴于可能存在这种风险,外部供应商会期望这一投资有高额收益。但如果消费者即产成品生产商自行生产该部件,就不存在这种风险。在消除该风险的情况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节约。科斯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把降低这种转移需求的风险,或者说是上下游的风险,把敲竹杠的风险转化为某种成本的节约。所以他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把风险转向交易成本的努力,注意到这个时候交易成本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来。
 
这个时候,科斯认识到,一体化和长期合约都是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他说,他对需要大型资本设备产品的合约形式的研究表明,合约安排可以用来避免这种风险,所以消费企业可以自己购置这种特定设备,即使这个设备可能在另一个企业的工厂里,另外还有一些合约方法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这个问题,一体化可以解决,长期合约也可以解决。他已经把这两种形式作为解决这种问题的两个方式提出来了。长期合约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在市场上的合约的方式。
 
科斯担心福勒会觉得这种风险的观点没有实践的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最经济的生产应是购买整间工厂”,他说,“消费企业会购买整间工厂吗?如果只供给一个消费企业,还会有更多具有无形特点的资本投资。当企业只向一个生产者供货,这个企业全部精力将专注一个方向——想想投资在这个市场上的声誉——我认为声誉是由资本投资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企业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被消费企业收购。无疑供应商将避免和某一单一客户进行自己绝大多数的交易,即使这么做可能节省经营费用,因为风险大了。我碰到很多类似的案例。”
 
科斯越来越向成本的角度走,他这个时候已经考虑到,一个供应商向很多企业供货,这样做可以降低风险,就是对某种成本的节约,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增加经营费用。一体化的程度是经营费用与敲竹杠费用之间的权衡取舍,他已经在成本角度想这个问题,只不过还没有完全清楚地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
 
科斯在1932年的夏天已经形成这么一个理论。当企业为了供货给某个特定客户时,而且是不得不进行大型的资本投资时,有敲竹杠的风险。他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通过调查也找到了一些证据,供应商避免和某单一客户进行自己绝大多数交易的例子。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供应商往往不会与一个客户进行交易。但另一方面,这种多方面交易是会提高经营成本的。这里科斯提到了史密斯工厂的一些例子,有很多合约办法来降低这种风险,并找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例子。
 
科斯把问题不断地深化和一般化。这时要研究独立企业之间是通过长期合约安排,还是通过一体化来解决这个问题。科斯从美国回来之后,依然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回来之后,在一个学校里当老师,开始可能连助理讲师的资格都没有,就是在教课而已。一个学期要忙于讲三门课,他说自己疲于应付。这时正好在讲一门有关经营单位组织的课,他在这门课上整理了思路。他要探究经营单位组织的成因。
 
他在讲课期间,给福勒的封信里提到了交换和交换的专业化,专业化是经营单位的专业化,而不是经营单位内部的专业化,然后他又区分了对经营单位活动的管理和对企业内部个体活动的管理。经营单位在市场上的活动,如需求和供给等,是不用组织的,这个时候处于竞争的状态。一旦涉及到要使用他人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的交易,组织就没必要存在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使用他人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时,在使用他人的权利时,组织是存在的,我们在组织内进行交易。他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每次合作都需要市场交易,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有的合作都要通过市场交易,那么会非常不方便。如果交易不由价格机制直接支配,就必然需要一个组织。在市场上由价格进行交易,会导致增加成本。在市场内如果不用价格,就需要一个组织。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用途最大,组织的目的是复制市场条件,生产会因成本的降低而增加。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减少市场交易可以降低成本,为什么还会有市场交易呢?
 
在这个时候,科斯的思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一般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他讲,在市场交易上,如果所有的活动都要通过价格的买卖、价格机制来引导,来获得产品的要素、劳动力的使用权,成本是很高的,会增加成本,非常不便利。那如果没有价格,就需要一个组织,但是如果组织是可以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存在市场交易呢?他已经把这个问题的两面性提出来了。他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点,每增加一个市场交易,成本就增加,直到组织边际市场交易的成本等于该交易的市场成本。第二,随着交易的增加,可能不会实现复制市场条件的目的。随后,科斯指出,不可能消除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所发生的所有成本,除非消除消费者的选择。总之,组织的目标是a) 在经营单位内部复制小企业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配; b)这样做会使得成本低于其取代市场交易的成本。所以,他认为这门课把组织与成本成功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看到,到这里,他已经跳出了在美国期间对风险的考虑,而是把它转化为交易成本。而且把问题提得非常清楚,如果所有的交易活动、所有的使用权,不管是资金、人力还是资源的使用权的重新配置,都是通过市场交易完成的话,那么成本会非常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组织。但是如果组织非常大的话,虽然可以节约成本,那为什么还有市场交易呢?为什么我们不像苏联那样把全世界、全国放在一个大的经营计划下配置,取缔所有的市场活动呢?因为组织内部也有成本。组织内部的成本就是管理收益的递减等管理方面的成本,所以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就在于每增加一定的交易,这个交易放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与交易放在外部、我们在市场上购买这个要素的成本相比较,这两个成本的高低来决定。如果组织内部的成本高于在市场上通过合约的方式购买这种要素的成本的话,那么组织就会缩小,市场就会变大,就会有更多的生产、更多的要素是从市场上购买,而不是在企业内部生产或企业内部提供。反过来,如果在市场上进行购买要素的成本、使用要素的成本要高于组织内部组织协调的成本,那么市场就会缩小,会有更多的要素配置在企业内部。
 
科斯已经把交易成本的概念非常清楚地提了出来。这个时间是在1932年,也就是科斯在21岁、22岁时,思路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在五年之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27岁的时候,才正式发表出来。而且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进一步将问题深化到合约的选择,提出企业是一个不完备的长期合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合约。什么条件下用长期合约、什么条件下用短期合约等等。因为没有书信等文本资料,我们不知道这个思想是怎么从1932年的一般性理论进一步深化的,但明显这个层面比1932年更加深入。思想的起源是他在访问美国以及上课时不断把问题和答案清楚地提炼出来的。
 
其后有许多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使用的是敲竹杠的思路、风险的思路。但是科斯在写《企业的性质》时早已跨过了这个层面的思考。科斯考虑过风险和成本的比较,最后抛弃了风险的概念,选择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之后,就可以从非常简单的角度使用边际成本的比较这个框架来讨论问题。科斯在回顾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指出,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只有到完成之后才知道自己在这过程中做了什么。重要的是,是要有个意识,就是逐渐地意识到交换是有成本的,所以要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中,交易成本不是指生产的成本,而是指每次产权转让,产权交换的成本。科斯最后提出来,一个交易是在企业内组织,也就说一体化,还是说由独立的签约者在市场中通过合约来组织,取决于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与在企业内进行交易的成本的比较。这个思想就提出来了,在1937年正式写入了《企业的性质》一文。
 
我们回顾科斯早年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使科斯在20岁就能创造出原创性很高且深入浅出的思想体系?在科斯自己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他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他学了很多课,而不只是从经济学课上获得知识,他有很多广泛的兴趣,早年想读历史,后来没有机会就学了其他一些课程。这些广泛的兴趣就为他以后思维的广阔性提供了基础。
 
第二,他对现实中发生的案例,尤其是法律与法规的案例非常感兴趣。这些案例使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不一样,其他经济学家更多是从构想、想象中讨论问题,而他是从案例中找到对理论的纠正。
 
第三,他有好老师的教诲和启发。他加入了普朗特的团队,从普朗特那里学到了与芝加哥大学一样的知识,当时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的大本营、重阵。但是普朗特在LSE教授了科斯很好的知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科斯在讨论班里结识了好友,包括与他长期通信的福勒,他们之间长期的合作与讨论,使问题能够不断地深化。好的老师和同学的氛围能够促进人们把思想不断地深入。
 
第四,科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信件、讨论中,用语都是在非常基本的、很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的理解上不断加深的,包括竞争、租金、成本等概念。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才能把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想得非常清楚。
 
第五,不断地提出一般化的问题,就是把问题提炼出来。他去美国研究一体化的问题,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也是一般化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从美国的访问、调研、思考中越来越清楚,不断地把问题提的越来越准确。
 
在美国对很多企业的访问,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阅读大量的资料,以及对企业的访问,使他能够用现实的例子来修正和深化他的一些理论思考。一开始从规模经济,从最简单的角度思考,后来变为把很多功能统一到一个主体下,后来变为思考反专业性,想到管理收益递减,想到面对市场中存在的需求波动和供给单一主体的风险,把风险转化为成本的角度思考,将市场交易中敲竹杠的风险转化为提高的资金成本,把一体化与长期合约作为降低敲竹杠的成本相比较,把市场经营的成本和企业内部管理的成本结合起来,最终到企业是一个长期合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合约,这些都是在厚实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上,通过讨论来深化思想,以及用现实的案例来修正思想,在过程中逐渐深化。
 
科斯的历程启发我们要找到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不一定要一般化的程度那么强,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好的问题,是前人没有解释过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去现实中广泛地访问、调查、阅读,这样子现实与理论不断地来回碰撞。还要对既有的答案不那么满意,认识到理论的不足在哪里,把问题不断地深化,把问题提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准确。所以才有科斯在后来转向对一体化与长期合约的之间的关系的比较,而不是早期是否进行一体化的比较,才有了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与市场经营成本的比较,才有了后来把风险转为交易成本的思考,才有了长期合约与短期合约的比较。
 
以现实中的真实例子来思考一个问题,是能够把问题想得很清楚的。真实的例子最好是自己去调研,科斯的研究基本上是他自己去收集资料、访问企业,认识、思考的结果。他的文章就是实际调研和问题的很好的结合。而且要不断把思考推向深入。另外,科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有耐心,他在1932年把这篇文章写清楚,到1937年发表,有5年的时间。这段过程中,虽然他的主要思想并没有变化,但是他不断地把思想深化、提炼问题、写清楚,最终才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经典的文献。现在读这篇文献依然有很多启发。
 
这篇文章在发表时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科斯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为他道贺。但之后,并没有针对这篇文章进行讨论,这篇文章于是就悄然无声、石沉大海了。只有在几十年之后,大概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十年之后,这篇文章才逐渐被发掘出来,而且声誉越来越高,启发了很多学者跟着科斯做研究,包括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今年得诺贝尔奖的哈特,他们的基本问题的提问方式和基本的理论思考的基础都是来源于科斯这篇论文。科斯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可能这篇文章在开始发表之后,并没有取得很多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很感伤,他相信这个文章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不断地在教学中继续深化他的研究。科斯就像他照片里边给我们展现的一样,是个非常慈祥、平和、有绅士风度而且有耐心的人。因为这样的耐心才使得他能够不断地坚持自己做研究的道路,坚持自己的方向。在大洋两岸英美两个学术界都在转向数量和计量的研究、转向宏观、转向凯恩斯、转向外部性的讨论时,科斯依然在独自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最终获得了认可。当然他的运气也是比较好的。今天对科斯研究方法的讲述就到这里,科斯是一个有原创思想的人,他也是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学者。
 
 
(注:本文为2016年11月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微信课堂]讲座的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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