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关注温州华侨经济，源于近年对企业出海的研究。今年1月，我在迪拜考察时，当地中国出海企业纷纷推荐了“温超”——这家由温州人创办的企业，从20平米的小超市起步，20年间发展为拥有7大超市的规模，更涉足生态农业、物流仓储等多个领域。最让我触动的是，温超创始人孙建省，发现迪拜沙漠地区缺乏新鲜蔬菜的痛点后，主动在沙漠中寻找地下水源、开辟农田种植蔬菜，既解决了当地华人、印度人的需求，也赢得了当地社会的尊重，甚至受邀到阿曼、沙特拓展业务。这个案例让我对于出海有了新的认识。

当下很多企业出海是被动之举，受国内市场环境、国际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多是将国内产能转移至海外以抢占市场。但温州人的出海不同，他们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就主动走出国门，核心是扎根当地、销售和生产当地客户需要的产品，解决本土需求。企业家精神在温州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善于发现市场机会，通过低买高卖套利，更能投入资本推动产业变革与区域经济联动。比如早年温州人在意大利、西班牙，往往从餐馆、服装生意起步，随后转型服装批发，近年来借助国内产业发展，升级做新能源、医疗器械，搭建起中欧经济的贸易和资金网络，通过资本积累推动产业和贸易模式的变化，这种从“发现机会”到“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温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

通过研读金教授的《出海记》和《四海创生》，我对温州企业家精神的来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两本书分别从微观个体叙事与宏观历史文化视角，清晰呈现了温州华侨经济的发展脉络。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既得益于温州靠海的地理优势、资源相对贫瘠的生存环境倒逼，更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这种务实文化究竟是永嘉学派思想普及后的结果，还是温州地域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心智决策机制，再由叶适、孙诒让等先贤总结提炼而成？要知道，很多出海的温州华侨教育程度并不高，却能在实践中展现出敢闯敢试、求真务实、重视信誉与家族联结的特质，这种行为模式的根源值得进一步挖掘。

温州人的出海历程中存在两条鲜明的路线。一条是以孙诒让为代表的高层知识路线，作为社会精英，他通过创办新学、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吸收外来文化知识并传承推广，形成了“留学取经—技术转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另一条则是底层草根路线，这条路线更早出现，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明清时期只要国家放松海禁，就有温州人出海。在近代，甚至在永嘉学派思想在清末复兴之前，就有温州人前往德国、日本闯荡。改革开放后，更是涌现出一批批没有高学历、仅凭勇气与韧性出海的创业者，他们通过连接海外资金、技术反哺温州本土经济，又将国内制造的产品销售至欧洲，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知识传承与企业家精神究竟哪一个是更核心的驱动因素？我的初步看法是，企业家精神比知识传承更重要，温州民间演化出的心智决策机制，形成了企业家精神、决策能力及关系网络，对于温州华侨经济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生活实践中历经长期演化形成的心智结构，未必是在书本上与教室里明确表达的知识，但是却在决策时至关重要。

此外，为何温州能形成区别于福建、潮汕、山东等地的独特心智决策机制？精英路线与草根路线两条出海路线之间是相互互动、彼此成就，还是各自独立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持续研究的课题。

同时，温州企业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轨迹也极具探讨价值。无论是早年北京的“浙江村”，还是海外初期的创业布局，温州人往往从边缘地带起步，避开核心资源竞争，在灰色地带的夹缝中寻找发展机遇。而他们能否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获得合法化认可，关键在于制度成本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制度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让温州企业的商业模式逐步纳入正规体系，这也是温州经济与华侨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反观当下部分企业出海遭遇合规困境，核心也在于海外过高的制度成本——环保、税收、监管等方面的高要求，让不少企业难以持续经营。温州企业家就在不同国家的制度体系之间，夹缝生存，携带资金在不同国家间流转，从高制度成本的区域流向相对低成本的区域。

本质而言，企业家的全球布局与区域经济的繁荣，最终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成本竞争。哪个地区能降低制度成本、保护企业家产权、平衡民生保障与商业利益，就能吸引更多企业家集聚，推动商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温州华侨经济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与文化的互相作用，也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制度成本之间的竞争，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中心金庆伟《四海创生》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略有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