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任何经济体的核心调控中枢，因而也是任何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建立在自愿交换网络之上，这一网络也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交换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分工——鸡蛋、钉子、马匹、木材的生产者，以及教学、医疗、音乐会等无形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交换获取他人的商品。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难以估量的益处：倘若人人被迫自给自足，即便少数人得以存活，生活水平也会降至凄惨境地。

商品与服务的直接交换（即“物物交换”），在超越最原始的层面后便毫无生产效率可言。事实上，每个“原始”部落都很快发现，在市场中选定一种极具市场销路、普遍需求的商品作为“间接交换”的“媒介”，能带来巨大益处。若某种商品在社会中被广泛用作交换媒介，那么这种通用交换媒介就被称为“货币”。

在市场经济无数次的交换中，货币商品成为每一笔交易的一方。我以教师的身份提供服务换取货币，再用这些货币购买食品杂货、打字机或旅行住宿；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用货币支付工人工资、购置设备与库存、支付房屋租金。因此，总有一个或多个群体试图掌控至关重要的货币供给职能——这一诱惑始终存在。

人类社会中，许多实用商品都曾被选为货币：非洲的盐、加勒比地区的糖、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的鱼、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烟草、贝壳、铁锄以及其他诸多商品。这些货币不仅充当交换媒介，还使个人与企业能够进行任何发达经济体都不可或缺的“核算”。货币以货币单位（几乎总是重量单位）进行交易与计价。例如，烟草以磅为计价单位，其他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可按烟草的磅数计算——市场上某匹马可能价值80磅烟草。企业由此可核算前一个月的盈亏：收入1000磅烟草，支出800磅，净利润即为200磅烟草。

纵观历史，有两种商品能够击败所有其他商品，在市场中被选为货币——两种贵金属：黄金与白银（当其中一种贵金属不可得时，铜会作为替代）。黄金与白银具备我们所谓的“适航货币”特质，这些特质使其优于所有其他商品：

供给稀缺，价值稳定且单位重量价值高，因此金银块易于携带，适用于日常交易；

稀缺性也意味着供给突然大幅增加的可能性极小；

耐久性强，几乎可以永久保存，是未来安全的“价值储存”手段；

可分割性强，分割后不会损失价值，且质地均匀（不同于钻石），一盎司黄金与其他任何一盎司黄金价值相等。

14世纪伟大的法国经院哲学家、首位重要货币理论家让·布里丹，就曾指出黄金与白银作为货币的普遍且古老的用途。此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政府废除金本位制之前，所有货币与银行教科书都延续了这一论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3年让美国脱离金本位，也加入了这一浪潮。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所有方面中，没有哪一方面比黄金更遭受“现代”经济学家的蔑视与轻视——无论是直言不讳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号称“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不久前仍被奉为任何健全货币体系基础的黄金，如今常被斥为“迷信”，或是如凯恩斯所言的“野蛮遗迹”。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确实是野蛮时代的“遗迹”：任何有骨气的“野蛮人”都绝不会接受我们这些现代“精明人”被骗着使用的虚假纸币与银行信贷作为货币。

但“黄金迷”并非迷信者，我们并非那种守着一堆金币、阴险窃笑的吝啬鬼形象。黄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由自由市场、由劳动人民提供的货币。我们面临的严峻选择始终是：黄金（或白银），或是政府发行的货币。黄金是市场货币，一种必须通过开采、加工才能供给的商品；而政府则恰恰相反，能够凭空创造几乎无成本的纸币或银行支票。

首先，我们知道政府的所有运作都是浪费、低效的，服务于官僚而非消费者。我们更愿意让竞争性私营企业在自由市场上生产鞋子，还是让联邦政府的巨型垄断企业生产？货币供给职能由政府承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货币领域的情况比鞋子或其他任何商品都要糟糕得多：政府生产的鞋子即便价格高昂、不合脚、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至少还能穿。

货币与所有其他商品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鞋子、更多的石油或铜矿发现对社会有益，因为它们有助于缓解自然稀缺性。但一旦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确立为货币，就不再需要更多货币了。由于货币的唯一用途是交换与核算，流通中的美元、英镑或马克数量增加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只会稀释每一张现有美元、英镑或马克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与白银的稀缺性及其供给增加的高成本，实为一大幸事。

但如果政府成功将纸币或银行信贷确立为货币，使其等同于黄金的克或盎司，那么作为主导货币供给者的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成本地创造货币。结果便是，这种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会摧毁美元或英镑的价值，推高物价，破坏经济核算，并阻碍、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运行。

政府一旦掌控货币，其自然倾向就是通货膨胀并摧毁货币价值。要理解这一真相，我们必须审视政府的本质与货币创造的本质。纵观历史，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收入短缺状态。原因显而易见：与你我不同，政府并不生产可在市场上出售的有用商品与服务；相反，政府不事生产与销售，而是寄生在市场与社会之上。与社会中其他所有个人和机构不同，政府通过强制手段——税收——获取收入。在更早、更理智的时代，国王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私人土地、森林产出以及公路通行费获得足够收入。而国家要建立常态化的和平时期税收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斗争。即便税收制度确立后，国王也意识到，他们无法轻易开征新税或提高旧税税率——否则极易引发革命。

如果税收始终无法满足政府想要的支出规模，政府如何弥补差额？答案是掌控货币供给，直白地说，就是伪造货币（造假币）。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只能通过出售商品或服务换取黄金，或接受馈赠来获得良币；另一种获取货币的方式是承担高昂成本开采黄金。而造假币者则是通过伪造获利的窃贼——例如，将黄铜涂成金币的样子。如果伪钞立即被识破，他不会造成实质危害；但只要伪钞未被发现，造假币者不仅会从其购买商品的生产者那里偷窃，还会通过向经济体注入假币，窃取每个持有货币者的货币价值。通过稀释每盎司或每美元真币的价值，造假币者的偷窃比拦路抢劫更阴险、更具破坏性：他偷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且这种偷窃隐蔽无声，因果关系被掩盖。

最近有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标题：“伊朗政府试图通过伪造100美元纸币摧毁美国经济。”阿亚图拉们是否有如此宏大的目标值得怀疑——造假币者无需任何堂皇理由，通过印钞攫取资源即可。但所有造假币行为确实具有颠覆性、破坏性，且会引发通货膨胀。

那么，当政府掌控货币供给、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将自己发行的纸币确立为唯一货币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换句话说，当政府成为合法化的垄断造假币者时，我们该作何评价？

此时，伪钞不仅未被识破，反而被奉为圭臬——在美国，作为“伟大造假币者”的联邦储备系统，非但没有被斥责为大规模窃贼与破坏者，反而被赞颂为智慧的“宏观经济”调控者：我们依赖它摆脱衰退与通货膨胀，指望它决定利率、资本价格与就业率。美联储主席——无论是威严的保罗·沃尔克，还是相貌温和的艾伦·格林斯潘——无一例外被普遍奉为经济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非习惯性地被扔西红柿与臭鸡蛋。

事实上，要揭开现代货币银行体系的神秘面纱，关键在于认识到：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的行为，与“伟大造假币者”如出一辙，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极为相似。多年前，《纽约客》杂志（那时它的漫画还很有趣）刊登过一幅漫画：一群造假币者热切地盯着印刷机，第一张10美元纸币滚出时，其中一人说：“伙计，这一带的零售消费肯定要迎来提振了。”

确实如此。造假币者印出新货币后，会将其用于购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为自己购置零售商品；而政府则会将新货币用于放贷或其他“公益”用途。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本质上是更多货币争夺现有资源，导致物价上涨。此外，造假币者与新货币的早期获得者会抢占资源，而那些排在后面领取新货币或根本无法获得新货币的“冤大头”则会蒙受损失。

注入经济体的新货币必然产生连锁反应：早期获得者增加支出，推高物价；而后期获得者或固定收入群体则会发现，自己必须购买的商品价格莫名上涨，而自身收入却滞后或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货币通货膨胀不仅推高物价、摧毁货币单位价值，还构成了一套庞大的掠夺体系——造假币者与其他早期获得者掠夺后期获得者。货币扩张是一项大规模的隐蔽再分配计划。

当政府成为造假币者时，造假过程不仅不会被“识破”，反而会公开标榜为造福公众的货币治国之道。此时，货币扩张就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隐蔽税收：税负落在固定收入群体、远离政府支出与补贴的群体，以及那些天真、轻信地持有货币、对货币价值抱有信心的节俭储蓄者身上。

这种情况下，消费与负债受到鼓励，而节俭与勤奋则受到打击与惩罚。更有甚者，受益群体是那些政治上与政府亲近、能够通过施压让新货币流向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超过物价通货膨胀速度。政府承包商、与政治挂钩的企业、工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将以不知情、无组织的公众利益为代价获益。

（原文发表于《自由人》杂志1995年10月号，标题为《夺回货币控制权》，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