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时，稳增长最快的方式就是投资。中国依然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还大有可为。但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往往因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等原因，较难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杠动社会资金的能力较弱。

要吸引民间的广泛投资，首先要找到社会的痛点。以在下所闻所见，目前被社会普遍认同、质与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痛点，主要是教育、医疗、养老。其中最可能动员民间投资的以教育为首。

无须多言，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投资教育的好处，是其投资的是长远的未来，回报率却不需要算的清楚。投资其他资产，总要精打细算回报率与风险，但说是投资下一代，没有人会不同意其重要性，回报虽不能清楚的确定，民间却不会那么计较。

优质教育资源也正是城市化的短板。近年来，伴随快速的城市化与户籍改革的推进，大城市主城区的教育资源显得尤其紧张。以重庆为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较低的条件入学：对转户进城并购置住房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安排；对务工租房的流动人口子女，只需持户籍证明、居住证明及用工证明，即可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流入地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经费保障。也就是说，只要在主城区租房，又有一份工作证明，子女就可以入学。2014年，重庆主城区505所学校接受随迁子女11.5万人，占主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的21%。重庆市江北区接受义务教育5万多学生中，有2万多学生来自外地。相应地，城区的教育资源饱和，学校的建设程度远远赶不上对学校的需求。生均教育资源，包括人均教师数、人均教室面积等指标，明显下滑。

这也难怪，优质教育资源早就是供不应求，以前是靠户籍、就学门槛等政策卡着不让城外的人进来。城门一旦打开，真实行“零门槛”，自然是疲于应付。天下的人都不傻，大家都是纳税人，凭什么只有城门内的人有资格享受更多资源？这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真实含义，不是把公共资源投向远郊农村，而是把藏了许久的优质的城区教育、卫生等资源拿出来给人分享。

人来了，原有的储备不够怎么办？一种办法是机械的应对，既然是冲着教育来的，把主城区的教育资源外迁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北京疏解人口的办法：把市内的名牌大学搬到通州、昌平、房山等区，再利用郊区的地价便宜，扩大学校的面积和学生的数量，教育资源就不会那么紧张，市区也就不那么拥挤。这种办法是在既有框架内，在空间上重新配置资源，并利用空间资源的再分配来扩大容量。

这招有效，但副作用也极强。其一，行政体制内的供给缺乏弹性。即使迁到其他区域，公办学校受财政拨款所限、学校数量和人员编制有限，学校是半个政府，反应不像企业那样灵活，教师招聘不会那么快。其二，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集中有规模效应，信息交流越充分，知识越丰富。校区搬到了郊区，学生们经常抱怨难以享受市内丰富的讲课、讲座、沙龙等资源。请其他高校的老师来郊区讲座也不太方便。教育资源分散，恐怕不利于知识的交流。

另一个办法，是在体制外鼓励民间资本办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间办学的传统，而笔者曾拜访的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斯坦佛、芝加哥大学等，也是民间筹资设立。政府现在大举PPP，但民间的投资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笔者访问过云南大理市一个回民村，就颇受触动。大理市大理镇阳和村委会南五里桥村是一个回族聚居的自然村。该村户籍在册300多户，常住人口1500多人。“家家有产业，户户有轿车”，旅游、运输、餐饮业发达，是个富裕的村庄。村庄的带头人是马书记，做普货贸易，公司名下挂着600多辆车。这是一个以商致富的村。

从外观上看，这个富裕的自然村一点不比开发的别墅区差。该村实行小区化管理，有线电视和电线入地，365天常态保洁，垃圾车定时收集。该村建有清真寺和专科学校——大理穆斯林文化专科学校。寺校合一，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同时是经文学校。学校与大理技师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是大理技师学院商务服务阿拉伯语专业的办学点，学生享受中专待遇，获取中专文凭；成绩较好的学生可以大专毕业，获取云南师范大学毕业证。此外，该村投资了500万元，建设了30多套保障性住房给五保户居住，租金、水费、电费、餐饮全免。

该村建设的大量资金是从村民那里募集的。据马书记介绍，在11年建新农村的时候，政府的资金只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市财政提供了100万，部门整合资金200万，省上给民族示范村30万，而村民捐赠了3000万。这1：10的杠动比例，是非常成功的PPP。基础设施是村里建的、学校和寺庙是村里建的、连保障房也是村里建的，如果能用好民间资金，效果会大为不同。

中国富裕的村庄不少，但往往是自己的别墅盖的有模有样，公共道路却破旧、泥泞不堪，更别提村建的专科学校和保障房了。为什么五里桥村能调动村民的资金投入公共服务？

简单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其一，回族有信仰的指引，愿意为公共服务投资。按古兰经的教导，村民将每年周转资金的2.5%投入公益事业。其二，马书记等村庄领袖带头。据马书记介绍，他做阿訇的职责是“一个人富不算富，要带着村民一起富”。当书记以来，马书记带头捐赠了三四百万。村庄精英或领袖人物带头支持公益事业，村民也会受到鼓励。其三，回族有经商的传统。因为经商的缘故，回民走南闯北、眼界开阔、思想开放，也在很早就意识到村庄公共设施以及教育的重要性。再加上村庄公示等一系列激励制度，也难怪村民愿意积极的投资兴建公共设施。

政府动员社会资金的能力不足，多少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不缺钱，但缺少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和对政府的信任。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信仰并非不重视公益，但百年来的动荡沉浮，破坏了社会的文化，政府的公信力也大为下降。如果城市领导人像马书记一样，以个人名义带头投资，或许能感动民间集资。但政府领导人工资低，拿不出多少钱来号召百姓。即使政府愿意放开，让民间资金进入，无奈呼而无应，动员社会资金的能力比不上一些富裕的村庄。

全面动员民间资金或许有困难，但有没有可能动员民间资金投入平民教育？既然城市主城区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而中国人又重视教育，如果政府或民间精英号召民间集资，建立PPP学校，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或许在短期内就可以解决。而教育资源是目前引领城市人口布局的关键，把握好学校的分布也有利于优化城市的空间格局。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对提高人力资本，培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都有好处，也能兼顾短期投资与长期发展的需要。至于教师的资源，现在有不少在海外名校就读，毕业后在海外谋生的华人，国内也有不少大学生，潜在的存量是不少的，总比医生的供给潜力大很多吧。

路乾，于201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