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卡尔顿

日期：2017年11月30日

来源：米塞斯通讯

对于《历史争议》[Historical Controversies] 的听众来说，讨论米塞斯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所裨益。尽我（自认不完美的）所能，我尝试将米塞斯的历史方法——称为“thymology”（历史的理解）——应用于我所进行的历史分析中。但究竟什么是“thymology”？它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又有何关联？

米塞斯主张，人类行为科学分为两个分支：“一方面是人类行为学，另一方面是历史学”（The Ultimat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第41页）。

但每一门科学都隐含着一种研究方法。对人类行为学而言，演绎法是其方法。米塞斯的起点是“行动公理”——即“人会行动”这一基本真理——并由此推导出行动的范畴。米塞斯写道：“人类没有能力想象与基本逻辑关系、因果律和目的论相悖的范畴。”（Human Action，第35页），他将此称为“方法论的先验主义”。

米塞斯认为，通过先验推理不仅能获得有效知识，而且某些知识范畴（如经济学定律）“只能”通过这种内省方式有效获得。他指出，任何反驳这一观点的尝试“都必须预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基本定律（如同一律、因果律、矛盾律）的“有效性”。这些真理都是“思维与行动的范畴”（Human Action，第34-35页）。

因此，人类心智具有不可变的逻辑结构。与其他物理对象不同，人类不仅能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还能主动“行动”。行动必然是目的论的，即它是目标导向的或“有目的的”。人类试图实现特定“目的”，其行动旨在达成最被珍视的目的。因此，行动必然先于任何经验。如果行动先于经验，那么经验性知识（即历史知识）就不能成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来源。

但由于人类行动由心智（“观念”的源泉）驱动，历史经验无法揭示任何人类行动的规律。这并非否定历史知识的价值，而是意味着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范围是有限的。在物理科学中（人类思维和行动不是变量，研究对象是非行动的物理客体），可控实验的历史数据可以揭示某些恒定的因果关系（如万有引力定律）。不过，即使在物理科学中，研究也必须预设“真实存在的世界中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同一律、因果律和矛盾律等先验真理仍必须先于任何经验科学研究。

但历史学研究的是“会思考、能行动的人类”。鉴于此，米塞斯认为应如何研究人类行为科学的第二个分支（历史学）？简而言之，他在Human Action（第二章）中首次提出的方法，最初被模糊地称为“理解”，但在其最被忽视的著作《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中正式命名为“thymology”（历史的理解）。对人类行为学而言，演绎法是研究方法；对历史学而言，“thymology”（历史的理解）就是恰当的研究方法。

米塞斯写道：“thymology 一方面是内省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历史经验的沉淀。”更简单地说，它是“对人类估值与意志的认知”（Theory and History，第266页）。

因此，thymology 与人类行为学不同。“估值本身就是一种 thymological 现象，”米塞斯写道，“但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不研究估值的 thymological 层面。”人类行为学（及经济学）不关心人们追求的“目的”，它只承认人类是目标导向的，而不涉及具体目标的内容。人类行为学关注的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相比之下，thymology 试图理解人们追求的目的，并回答“为何做出特定价值判断”的问题。

Thymology 不仅限于历史研究。例如，投机企业家会对人类未来的估值进行预测，并据此行动。当然，他们的预测可能出错，但“判断他人价值观”的行为本身就是 thymological 的。不过，这些预测至少部分基于历史数据。

这最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历史学的恰当方法和真正目的是什么？

归根结底，历史学关注的是价值判断。只有理解历史人物的个体估值，我们才能揭示过去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米塞斯举了一个假设性的例子：  

例如，历史学的任务是将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追溯到推动各代人发展、完善和维护该制度的价值观。其进一步任务是发现该制度的后果，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塑造后代的价值判断（《理论与历史》，第21页）。

由于历史学研究人类行动，仅描述米塞斯例子中的种姓制度“是什么”是不够的。历史学家必须追问“为什么”，而这始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持有何种价值观，促使他们建立种姓制度？由此产生的种姓制度如何影响后代的不同估值？这些不同估值又如何驱动他们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后果是什么？等等，贯穿历史事件的因果链条。

简而言之，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相关人物的价值判断、基于价值判断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行动的结果。

进行任何历史研究前，必须接受某些假设：首先，历史学家必须假设“环境背景”会影响人类行动者的观念；其次，必须假设“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观念是静态的，历史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历史学家有三种工具辅助研究：第一，从物理科学中获得的知识（例如，若没有重力的基本知识，就难以理解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故事）；第二，人类行为学（及作为其推论的经济学定律）的知识（例如，理解2008年经济衰退与此前货币通胀的因果关系需要这种人类行为学知识）；第三，为解释经济危机为何具体在房地产行业爆发，需要了解相关人物的观念，此时历史学家需使用经验证据。

历史学家使用的经验证据形式多样，且由于历史证据永远不可能完美，历史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历史学家必须根据自己对各种史料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的判断，就过去事件的因果解释展开辩论。因此，分歧是这一过程中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即便这些知识（有望）不断增长和完善，历史学家也不应忘记：由于人类行为基于观念，而观念始终在变化，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米塞斯在《理论与历史》结尾提醒我们：“个人自由的本质，在于偏离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机会。”历史学研究很重要，但与卡尔·马克思等历史决定论者的学说相反，它只能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