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8/2017

Patrick Newman

默里·罗斯巴德曾打趣道：“经济史学家的问题在于，一半是不懂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另一半是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读完罗杰·洛温斯坦所著的《美国银行：创立美联储的史诗之争》，我想起了这句依旧极具先见之明的话。从副标题便能清晰看出，这本书讲述的是美联储体系创立背后那段波澜壮阔且时常隐秘的故事。书中详细介绍了相关人物的鲜明个性与利益诉求，以及1913年《联邦储备法》通过前的一系列历史进程，包括国会的各类运作手段。但在阐述中央银行体系（以及无中央银行体系）的经济学原理，尤其是美联储成立前后的美国经济状况时，该书存在诸多严重缺陷。这使得洛温斯坦忽略了当时为缓解货币问题而提出的其他潜在改革方案，想当然地认为中央银行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削弱了其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以及对参与者个人动机的理解。

直白地说，洛温斯坦对美国经济史持有明显的偏见：他认为19世纪美国的货币体系一片混乱、动荡不堪，而这一切的根源，是普通民众反对中央银行的心态所催生的自由放任的货币环境。他对货币史和经济理论的看法，在其批评詹姆斯·L·劳克林的言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劳克林在世纪之交主张实行资产货币改革，而洛温斯坦称，“他和其他理论家极为天真，货币管理的复杂性远超想象，根本无法依靠一套‘自动’机制来主导”。他还在这句评价的脚注中，将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由计算机自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设想，描述为“一种同样带有神奇色彩的裁决机制”。尽管我并不支持弗里德曼的这一规则，但我敢肯定，倘若弗里德曼看到这番话，定会反驳：洛温斯坦等人才是极度天真，因为货币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根本无法交由能力有限的人类操控的自由裁量机制来主导！而对我们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洛温斯坦的核心观点是，货币领域的自由放任政策，或是金本位制下的自由银行制度，根本无法成为支撑现代工业经济的有效制度，也“不适用于发展程度过高、无法再依赖金矿开采变数的社会”，并认为这一制度在美联储成立前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问题。

这一历史解读的核心谬误在于，它夸大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问题；即便真的出现了问题，究其根源，也大多是各类政府管制措施所致——这些措施让货币体系更易引发信贷繁荣和银行恐慌。而在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管制最少的时期（1837-1861年），美国的银行体系实际上相当稳定。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有大量经济史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但洛温斯坦在书中并未援引这些研究成果，这也让其开篇对美联储成立前美国货币史的综述失之偏颇。

我们简要梳理一下其中的谬误：首先，洛温斯坦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年）和第二银行（1816-1833年）的历史时期存在误解，他认为这两家银行有效抑制了信贷扩张，而它们的解散让银行得以肆无忌惮地扩大信贷（第3页）。事实上，美国最早的这两家中央银行，恰恰是信贷扩张的推手，且得到了众多州立银行的支持。第一银行解散后出现的货币超发，根源是1812年美英战争——当时财政部发行了国库券，银行可将其作为准备金扩大信贷，并为政府债务货币化。杰克逊政府将政府存款从第二银行转出、分配给亲信州立银行后出现的信贷扩张，也并非源于银行的盲目放贷，而是贵金属流入带来的准备金增加。他对所谓“自由银行时代”（1837-1861年）的分析也同样存在错误，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充满“货币混乱”的年代（第11-14页），声称当时银行滥发伪钞、信贷过度扩张、银行倒闭频发，其依据似乎仅是同时代的各类记载，包括杰伊·库克的回忆录。但事实上，从罗科夫1975年的研究开始，大量文献已证实，当时的状况远没有此前认为的那般糟糕；即便出现问题，也是各州政府的干预措施造成的。彼时银行的纸币发行实则相当克制，伪钞滥发的情况被夸大，纸币持有者的实际损失也微乎其微。问题的症结在于两项制度：一是债券担保纸币发行制度，即州立银行必须以州政府债券为其发行的纸币提供担保；二是禁止设立分支银行的规定。前者让银行无法有效满足储户将存款兑换为纸币的需求，被迫动用贵金属准备金，加剧了银行的流动性不足，进而容易引发银行挤兑；后者则阻碍了银行跨州竞争，扶持了经营低效、业务单一、极易倒闭的银行。南北战争时期建立的国民银行体系，让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体系通过三级银行结构，鼓励信贷扩张，并将准备金集中在少数几家银行手中，这一点洛温斯坦的描述倒是准确的（第14-15页）。但他随后又出现失误，称银行业厌恶南北战争时期发行的美钞，且这一新体系引发了1873-1879年长达六年的经济大萧条（第15-16页）。而事实是，银行业早年是美钞的坚定支持者，因为美钞可成为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且这场萧条实际上到1875年就已结束。

洛温斯坦的谬误仍在继续，他写道，1879-1896年的金本位制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他们不得不面对物价下跌和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第16-18页）。但事实上，农民的不满被夸大了；预期通缩带来的名义利率下降，缓解了农民的债务压力，且大多数农民的抵押贷款规模并不大。洛温斯坦援引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研究，证明1865年后物价“持续暴跌”，跌幅超50%，却刻意回避了紧随其后的一句话：“这一现象不仅未引发经济停滞，反而伴随着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可以说，正是通缩推动了实际收入的提升。”

当然，这并非否认南北战争后美国不存在货币问题。如前所述，国民银行体系和持续的分支银行禁令确实造成了诸多困境。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并非源于真正的自由银行制度或纯粹的金本位制，而是政府干预抑制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所致。然而，洛温斯坦的理论框架存在缺陷，且其用以证明“自由银行制度会引发货币混乱”的实证依据不足，这让他忽视了这一核心原因，也对非中央银行的改革方案一笔带过，比如1894年的巴尔的摩计划、189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会议上詹姆斯·劳克林提出的资产货币改革，以及1902年的福勒法案——这些方案都试图通过赋予银行更充分的货币供应量自我调节能力来缓解问题（第20、25、33页）。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解决方案是进一步强化集权、由中央银行创造准备金，而这一点，正是美联储创立历程中常被忽视的重要一面。

本书第一部分的其余内容《杰基尔岛之路》，讲述了首部美联储法案草案的诞生过程。洛温斯坦在其中详细记载了德国投资银行家保罗·沃伯格如何推动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而非支持更具去中心化特点的资产货币改革运动。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后来成为美联储创立的关键人物，但其最初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中央银行。然而，1907年银行恐慌后，国会于1908年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成立了全国货币委员会；不久后，奥尔德里奇便接受了沃伯格的方案，转而支持建立中央银行。在犯下一个战略性错误——拖延了数年（这对当时执政的共和党国会而言代价惨重）后，1910年11月，奥尔德里奇在佐治亚州的杰基尔岛组织了一场与华尔街知名银行家的秘密会议，起草了奥尔德里奇法案，而这一法案实质上成为了未来美联储的基石。对于《奥地利经济学季刊》的读者而言，这个故事的大致脉络并不新鲜，默里·罗斯巴德已在多篇著作中详细阐述过。但洛温斯坦的叙述更为详尽，值得关注奥尔德里奇及纽约银行家创立中央银行计划的读者一读。

在这部分叙述中，洛温斯坦谈及银行家的动机时称，这些银行家认为中央银行会偏袒实力雄厚的银行家，但归根结底，由于他们也认为这一制度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在杰基尔岛起草法案时，他们虽是“密谋者，却是爱国的密谋者”（第54、119页）。倘若洛温斯坦能对美国银行体系的历史有更准确的理解，或许会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自由银行制度的实际效果远超此前的设想，建立中央银行还是正确的选择吗？选择其他改革方案、而非集权化的银行体系，难道不更符合公共利益吗？纽约的银行家支持强化集权的改革方案，却反对资产货币改革和废除分支银行禁令（洛温斯坦在第54-55页简要提及了这一点），那么，他们从集权化中获取的私利，是否可能损害公共利益？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也是罗斯巴德等杰基尔岛会议批评者的核心论点。但在谈及这些批评时，洛温斯坦一概将其归为“阴谋论”，并称批评者为“金本位偏执者、反美联储狂热分子，以及彻头彻尾的怪人”（第117页）。他还点出了几位反对者，包括否认大屠杀的尤斯塔斯·马林斯、G·爱德华·格里芬，以及米塞斯研究所的马克·桑顿2010年在杰基尔岛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却唯独漏掉了罗斯巴德！这一以偏概全的程度可见一斑。洛温斯坦写道，作为“当代反对者”的马克·桑顿，称美联储“不过是一场骗局”，并将其研究归为反货币、反信贷的范畴（第118页）。但事实上，桑顿2010年的演讲核心，是分析美联储官员及其支持者为何始终对经济持乐观态度，以及美联储宣称能迅速、成功地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能力——考虑到美联储此前的表现，即便不是所谓的“怪人”，也会对这一宣称感到些许怀疑。

本书第二部分《立法舞台》，讲述了杰基尔岛会议后美联储创立的后续历程，这一部分是罗斯巴德未曾深入探讨的。在这一阶段，奥尔德里奇等老一辈核心人物逐渐淡出视野，法案的主导权落入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并与1912年激烈的总统大选交织在一起。最终通过的格拉斯法案，与早前的奥尔德里奇计划高度相似，二者的差异大多只是名义上的。尽管杰基尔岛会议这一关键事件早已发生，但这部分内容仍颇具价值，它详细描述了建立中央银行的设想，如何在政党更迭、民粹主义批评和各类政治博弈中存续下来。

归根结底，《美国银行》是一本优缺点并存的著作。洛温斯坦讲述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并用大量细节描绘了事件的诸多方面和核心人物。但作者对诸多经济事件的理解存在偏差，这让全书的叙事力度大打折扣，也使其行文带有明显的亲中央银行偏见，过度认可美联储支持者的动机。倘若他能对相关历史有更准确的理解，便会更深入地研究与之竞争的各类改革方案，也会对建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抱有更多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