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0 

米塞斯通讯 

Per Pylund

《市场正在吞噬世界》这篇文章正在广泛传播。作者泰勒·皮尔逊（Taylor Pearson）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讲述了市场与企业的经济史及其未来走向。文章读来生动有趣，叙事看似深刻，也提出了一些合理观点。但尽管交易成本的解释看似直观，却在根本上存在错误——它颠倒了因果关系。 

我完全理解使用交易成本（尤其是在通俗意义上的不精确表述）的吸引力，因为它看似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交易成本能解释太多现象。 

例如，作者在文中提到：

“交易成本越低，市场效率越高，企业规模也会越小。”这是多么简洁优美的解释！

 并且，贯穿全文的隐含逻辑是：大部分经济史都可以用同一概念解释——交易成本分析似乎能阐释一切。 但问题在于：看似能解释一切的理论，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用交易成本来粉饰世界历史及其经济发展，大多时候并无助益。 

这一缺陷在科斯（Coase）1937年那篇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已显露端倪：企业的存在与规模被解释为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简单权衡。尽管这一逻辑看似显而易见（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它预设了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是不变的（科斯提到了“专业化经济”）。因为一旦专业化程度提升，边际权衡就无法成立。 

这一点适用于文中的多数案例，比如福特的工厂。 

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否有可能通过与自由职业者签约，而非在自己的工厂内整合生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的生产流程是创新性的，无法通过克服三角关系、转移和信任等交易成本来实现——当时根本不存在汽车流水线制造模式，只能由福特自己创造。 

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建立基于市场（通过合同）的T型车制造所需的生产要素交易成本“无穷大”。这种分析糟糕透顶，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在扭曲概念，以使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提供解释。 

事实上，科斯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其分析的局限性。 

因此，他假设了一个已实现专业化的市场，其中生产要素高度标准化，可通过价格机制（市场）或管理者（企业）来组织。如果要素像乐高积木一样标准化，那么边际成本权衡确实成立。 

但这种情况在企业家的实践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几乎没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商品市场中的企业，但企业越是专业化（差异化），适用性就越低。 

对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几乎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因为他们的核心并非在既定生产流程中选择成本最低的要素协调方式，而是至少部分地从零开始创造新的生产流程。 

正如科斯（尽管是隐含地）所意识到的：交易成本解释不仅要求行为主体不进行专业化分工，还要求专业化已然发生。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当然，人们可以强行将科斯的概念框架套用到其他场景中，但这既不尊重科斯的原意，也无实际助益。 

事实上，皮尔逊所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一种持续（而非稳定）变化的流动——但他使用的工具（交易成本）却适用于除交易成本本身外毫无变化的场景。结果是看似深刻，实则只是用看似清晰的术语制造混乱。 

尽管整体过程描述得很好，故事也引人入胜，但交易成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事实。交易成本看似能事后解释现象，却无法解释实际发生的过程或决策。这一框架将结果视为原因。 

这一问题远比学术上对定义的争论更严重，因为它可能让企业家认为，只要找到最低交易成本，企业就能成功。而真相是：更低的交易成本可能是其行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市场稳定后（例如，颠覆性创新被市场完全采纳后）。 

当然，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一样，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方式，但它们并非企业存在的原因，也无法用来预测更优的组织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工具，需要从过程的视角出发。 

在《生产的问题》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这本书最初旨在批判对交易成本概念的过度依赖和滥用，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企业与经济发展的竞争性理论——它承认过程、变化与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颠倒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