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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新知识从哪里来

这几篇随笔,是要利用春节几天,思考一个问题。在工业化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知识从哪里来?


这是受了朱锡庆教授《知识笔记》的启发。朱教授将经济发展最终归为知识的积累,而中国的开放与改革,帮助几亿人学来了现代工商业社会所需要的生产与交易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卷入了世界经济的合约关系网。经济于是发展了起来。


朱教授的分析很有见地。可不是吗,要素资源,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说到底都是知识。没有将石油转化为能源的知识,没有石油开采的知识,石油就是一种物质,怎样也算不上资源要素。没有组织工人的计件工资、绩效考核的知识,任劳工再便宜,也生产不出产品。没有金融机构疏通资金的知识,有了钱也只能存在箱子里、埋在地底下。归根结蒂,经济发展是知识的积累。


问题是,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积累的是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工商业所需要的现代合约知识,又从哪里来呢?朱教授的答案,是开放引入了港资台资等外源性知识,让上亿农民在外资企业的具体场景中学习,同时中国部分地区,如温州,长期积累了大量的交易知识,伴随贸易范围的扩大,将生产交易的知识扩散了开去。


我在东莞的资料中读到过当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故事。1978年,香港商人张子弥与东莞二轻局约定,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料、及外销渠道,中方提供厂房和劳动力。手袋厂一分钱不投资,只赚加工费,而加工费的20%还给张子弥提供的设备费用。一打手袋卖20块钱,收12块钱加工费,仅3年后,手袋厂就还清了张子弥投资的300万港币,不但拥有了全部的设备,而且面积从200多平方扩大到1万平方,员工也从40多人扩大到800多人。工厂采取计件工资制,工人一打手袋赚几毛钱,但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工资从20多元涨到了100多元。过了几年,很多熟练的工人学会了做手袋,积累了资金,出去开厂做了板。就这样,通过合作的方式,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与外来新的生产交易知识相结合,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创造了更高的收入。工人通过在工作中学到了新知识,在积累资金后出来开厂,把知识进一步传播了出去。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要再加上改革的作用。故事的时间起点是1978年,如果没有那一年的解放思想,及随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类似中外合资、计件工资的新型合约关系就缺乏国家的合法保护。彼时国内已积累了多年的生产交易知识,如包产到户的知识,温州人贸易的知识,只是因为缺乏合法的保护而难以大范围的传播。改革为不同合约的出现和试错,提供了合法性的保护,从而促进了资源与新知识的结合,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在工业化之后,新的知识从哪里来?我想,答案无非是两条,继续引入国外的新知识,同时要深入发掘中国内在已积累多年的知识。


外来的知识学完了吗?学到了不少,但以笔者看来,似乎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那些关于现代社会契约、法律、社会治理的知识,仍有很大的差距。君不见,近几年那么多企业家移民海外,是对我国制度环境的不信任。企业家移民,最可惜的是将知识带了出去,减缓了知识积累的速度。而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意味着我们缺乏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的知识。当下的问题,是为这些新知识进入中国,腾出空间来。顺带说一句,大幅度放开进口,短期内虽然冲击了国内部分企业,但极大的提高了知识传播的速度。


在中国内部积累多年的知识挖掘完了吗?恐怕还远远不够。就笔者所见,中国国内各地政府与企业已试错多年,许多知识还缺乏总结梳理。那些经历过30年来历次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农村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的决策者,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是我国难得的知识财富。而遇到问题时,媒体与学术机构的倾向,似乎仍是去请国外的专家,翻看课本上需求与供给、信息不对称之类的死答案,对我国已积累的知识不够重视。人才考核的方向,也不把精力往那个方面去引导。


最后要补充一点,是某些部门改革滞后所带来的知识积累断流的危险。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一对室友夫妻,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生物博士,他们曾是北京某名医院的医生,是奋斗在非典第一线的战士,移民到美国要读书定居了。在美国也遇到不少在国内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和在医院工作的医生,他们放弃国内的事业,去美国行医了。国内从事医疗的工资待遇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往高处走,本无可厚非,可惜的是知识的断流。这些领域的问题,恐怕不单是新知识的来源问题,而是已积累的知识难以接续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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