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6月17日

在公共政策领域，“预期管理”指政府通过政策工具、信息沟通或行为引导，对公众预期进行塑造与调控，以实现市场稳定或政策目标的治理手段。典型实践包括央行通过“前瞻性指引”释放加息/降息信号、政府公布财政赤字目标和税收政策、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经济发展及产业规划等。

本文不探讨预期管理的政策实效，而是聚焦“预期”概念本身，提出以下理论问题以供研讨： 

1. 预期作为主观心理产物，其政策影响难以直接观测

如果政策目标针对小范围群体（如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调研访谈来了解其对未来的看法。例如央行、证监会可以通过调研来了解机构投资者的预期。但是，如果政策试图影响十几亿公众，例如提振企业与居民信心，以期提振投资、增加消费，那就不是调查能搞清楚的了。统计抽样的“信心指数”，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

（1）个体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基于差异化的想象场景。每个人想象的场景不同，答案就不同，无法对答案进行比较。（2）个体的心理过程难以转化成标准化的文字或可量化的指标，导致加总后的结果存在较大的疑问。

如果预期无法直接观察，宣称政策对预期的调控效果，就要打个折扣。

2. 替代性指标间接度量“预期”的局限性

既然预期无法直接观察，是否可以用间接指标来度量预期呢？

能否通过资产价格、成交量、信用利差、市盈率、资金流向等市场数据间接度量预期？例如2024年“9.24”及2025年初的DS带来的股市上涨，常被解读为社会信心的增加。问题是，这些指标反映的，是投资者对于经济整体走势的预期，还是对于股市上涨的信心。如果公众没有预期永久性收入会提高，而仅仅是因为预期其他散户入场，而涌入股市赚一笔短期收益，那么提振股市的政策效果也是短期的。以替代指标推导预期形成，仍无法解决预期的观测及度量难题。

3. 预期的主观性

奈特、凯恩斯、沙克尔等学者提出“根本不确定性”，指出未来事件（如技术创新、战争）不可预知，个体预期依赖主观想象力而非客观规律。拉赫曼进一步将经济学主观主义延伸至预期领域，认为预期是“自主创造性想象”的产物——人们对事件的不同解读会形成异质性预期，且目标可随认知动态调整。  

预期的主观性使政府的“预期管理”面临重大理论挑战：十几亿个体的预期具有自主性、创造性与随机性，政府如何协调如此庞大且可变的预期体系？ 

4. 政府规划是市场过程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

预期的主观性决定了市场协调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市场过程既可能带来协调成功也可能导致失败。需明确的是：政府是市场过程的组成部分，其规划可协调政府组织之间的目标及行动，却未必能匹配及协调市场主体的多元预期。政府规划既可能与其他主体的计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导致混乱。例如，即使借助行政强制力推行规划（如土地开发垄断），也可能因与市场主体预期冲突而失败，导致“鬼城”、低效开发区、大量土地闲置、地方债务高企等。

5. 制度规则比“预期管理”更重要

市场体系是否能协调不同个体的计划，取决于其所处的制度。拉赫曼指出，制度通过提供共同行为规则，降低了个体协调的认知成本：

制度为大量行为主体提供了导向。它使他们能够通过参照一个共同的路标来协调各自的行动……制度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依赖成千上万不知名的他人的行动，而我们对这些人的个人目的和计划一无所知。制度是社会的节点，协调着数百万人的行动，使他们无需获取和消化关于他人的详尽知识，也无需对他人未来的行动形成详尽的预期。[拉赫曼，1970，第49-50页]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规则能促进个体之间的协调呢？稳定的私有产权保护、良好的法治，对预期的协调作用，要远优于过多的行政干预、发展规划、立法及短期政策调控。

6. 启示

用行政和立法干预经济，破坏产权与法治，易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一旦信心丧失，再试图通过政策“预期管理”来修复信心，难度极大。维护基本制度规则的稳定性，保护私有产权，是避免系统性预期紊乱，保障长期发展的基础。不可为应对短期危机、行使权宜之计，而破坏产权保护与法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