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13亿人口仅有20亿亩耕地，人均1.5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即便如此，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尤其是，农村住房占用了大量土地。以衡水为例，2005年末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达281.14平方米（《衡水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这个数字在重庆是262平方米，在大理是168平方米。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城的情况下，这么高的数字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土地资源有巨大的浪费。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居民“一户一宅”，各地也规定了宅基地的人均面积，但受制于极高的监管与执行成本，在许多农村，“少批多占”、“未批先占”、“一户多宅”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某些村庄，农户将新房建到公路附近，但并不拆除原有的老宅，使其日益荒废，出现外实内空、外新内旧的“空心村”。即使农户在城里买了房，也不会退出农村的宅基地。究其原因，是宅基地的使用是不要钱的。农户使用宅基地的代价极低，近乎为零，当然是能占尽占。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对宅基地的使用收费。大理市银桥镇的空心村整治，就对新建好的农村住宅以每宗6万元的价格收费，再以平均每亩十万元的价格腾退村中闲置破旧的住房。这种办法针对的是新批准的宅基地，是既有制度框架内的改进，但在操作上有不小的困难。问题之一是，使用宅基地的费用或价格应该怎样决定？是拆除旧宅的成本，还是私人流转宅基地的价格？其二，对已经使用宅基地多年的农户是否收费，又以多高的价格收费？是使用年限，还是按面积收费？其三，在全国范围内对宅基地收费，会否引起农民普遍的反对，而最终以执行成本太高变得不可实施？要对人们已普遍持有的财产收费，总不免遇到定价难、阻力多、执行难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不通过明明白白收费的方式，让农户感受到使用宅基地的代价。收费的目的是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但只要农户意识到使用宅基地有成本，农户会自愿退出，而无需政府拆房或对宅基地收费。问题是，怎样通过不收费的方式，让农户有使用宅基地的成本呢？
 
作为一种土地资产，宅基地的转让是有价格的。在村庄内私人间流转是一个价格，如果有城里人前来购买，价格会更高。这些价格本质上是宅基地位置之价，取决于村庄与住宅的特定方位，并不会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如果把宅基地从具体的位置转变为使用土地的权利，通过市场交易使这种权利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流转，那么，农民会愿意主动腾退宅基地，在市场上转让权利来获得收入。
 
重庆的地票正是上述用权利换位置的实践。农户将闲置、废弃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以地票的方式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获得的价款在扣除复垦成本后，由农户和集体按85：15比例分享。地票的买家，可以凭票在城乡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建设用地。至今，重庆累计交易地票15.82万亩，均价约为20万元/亩，已有9.7万户转户进城的居民自愿提出退出宅基地，户均获得10万元左右的地票收益。
 
地票之价即权利之价，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地票交易提高了农户使用宅基地的机会成本，引导农户比较自用宅基地的收益和复垦为指标的收益，促使农户根据个人经济情况自愿腾退宅基地。政府或集体不需要向农户受取宅基地使用费，就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地票为农民提供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农村宅基地闲置、空心村衰败的问题也因之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