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周其仁老师组织的北大土地组里，第一次了解杜老的。那时我们经常去各地农村调研，回京后写报告。经常和老师同学吵架，补全错漏的细节，每吵一次，对问题的认识就加深一层。是在那基层与象牙塔的来回穿梭之间，听周老师讲起杜老的故事，才对老人有了一些印象。

老师提到杜老时，很少有拔高的形容词，更多的是一些点滴的细节，杜老怎样开放的与他们讨论问题，怎样包容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细节，老师会有专门的文章纪念吧。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开土地会议，张曙光老师提到“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老师回头问我们记住了没有，后来才知道这是杜老当年的话，现在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

杜老当年要解决的，是农村土地问题，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当年的体制、思想与政治障碍。我的理解，是允许农民通过订约自由，来尽可能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其实，在基层已经普遍接受的承包做法，难点不在基层，而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我国是一个建立在理论上的国家，用一系列理论来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将这些政策推广到地域差距极大的各地。政策法律的制定，往往没有基层的根基，而是从种种理论、国际经验中派生出来的。杜老的贡献，是将基层实际发生的事情，找到了意识形态能接受的理论与概念。借助于当年的改革大势，为农民解决了实际问题。

杜老当年解决的主要是农业用地的问题，是吃饱饭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农业的范围，对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甚至，农业没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们选择离开故乡，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去融入城市。时代变了，但农村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仍没有解决。

今天，制约农村居民致富的不再是农业用地，而是集体建设用地。法律政策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出让用于商业与住宅开发，宅基地不能转让，农民不能通过盘活资产致富。这种制度，一方面不允许农民转让土地，另一方面却允许政府征地。伴随城市的扩张，地方政府征用了大量农村土地，转手一卖就是巨大的土地财政收入。那些种种为保护农民设计的政策，变成了地方政府名正言顺通过征地剥夺农民的工具。

尤其是居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房屋已升值，却不能通过转让来变现。租用或购买他们房屋的居民，多数也是从农村来的，买了房却办理不了产权证。没有房产证，没法落户、孩子没法入学，也没法在当地定居。那些根据意识形态，根据完美的理论制定的政策，却制造了城市郊区大量的小产权房，为农民融入城市制造了一系列障碍。

此外，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农转用指标按计划配置，由国土部根据计划层层分配到省，再分配到县。但到了县一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为了靠土地创收，往往把指标放在城区，去建设新城。但人口聚集、快速发展的乡镇和农村却缺乏指标。农村要发展，要招商引资，又被指标的计划配置所阻碍。一方面，全国各地建了许多空城、鬼城、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工业区，另一方面，农村新建的住房没有指标，房子里有人却没有产权。大量农民居住在没有产权的房屋里，没有自己的合法财产。

不知道农民做错了什么，几十年的发展，总要跟他们过不去。杜老当年破除了一个理论，却还有许许多多的理论会诞生并继续制约着农民。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建立在理论上的国家。立法权与政策制定权高度集中于北京，多重层级的障碍，使普通民众难于参与政策的制定。因此，许多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各种想象出的理论上。北京有源源不断的概念和理论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而真正生活的农民，他们既不谈论理论，也不讨论概念，更不会参与法律政策的制定。他们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却被这些悬浮在北京上空的理论管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