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科斯的文章，常惊讶于其深邃的思想与看问题的独特视角。 恰逢科斯的长期合作者王宁教授访京，于是登门拜访，当面请教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经回忆，大致内容记录在此，供经济学研究同好参考。

我：读科斯的原文，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经验研究的气息。为什么科斯这么重视经验研究？

王宁：芝加哥大学有位教授Lester Telser，曾经是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的同事。他曾对笔者讲过，博弈论有两大不同的研究路径，一个是Von Neumann的合作博弈，另一个是Nash（纳什）的非合作博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是为了促进人们彼此合作的，合作博弈的视角会更契合。但即使天才如Von Neumann，毕生也没设计出最优的制度安排，因为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来设计制度，会遭遇很多概念上的误区。一旦陷入其中，往往不能自拔。

如果没法设计最优的制度，我们是否可以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制度及其演化呢？科斯就是秉承了这一经验研究的传统。他不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经验的观察出发，解释真实世界的制度安排及其变化。这就是经验主义的传统。支科斯看来，经验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帮助我们看清理论上的误区和陷阱。

我：我和朋友在研究过程中，感到经验主义的研究有三个困难：一是收集资料本身就需要下很大功夫，二是怎样在琐碎繁杂的资料基础上，提出一般化的问题和理论，三是找到合适的资料验证或诠释理论。对我们来说，调查研究的本事，只要肯下功夫，持之以恒，还相对容易培养。但在收集的材料基础上，提炼出一般化的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资料来解答问题，却不是容易的事。科斯是怎样做到的？

王宁：科斯在他学术生涯之初，想研究cost，expectation等基本经济学概念的empirical foundation，即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现实基础。比如，他曾研究过会计成本，在会计学领域有很大影响。他做的producer's expectation 的经验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理性预期理论。通过这些研究，他能很好地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念。

一旦对经济学基本概念有了扎实的理解，科斯认为任何一个curious mind都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现太多有趣的问题。 带着理论框架和问题去做研究，就比较容易看到合适的案例。有学术兴趣，有理论基础，又善于发现问题、积累问题，也许偶然就能遇到一个好的case来解答问题。

如果直接从一个独立的case出发，不太容易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只有少数研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张五常的《蜜蜂的神话》。这篇文章是案例研究的经典，张五常写好后，AER主编曾想收录，但张五常已答应投给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杂志，婉拒了AER的邀请。

另外一个从case出发的经典文章，是科斯的Durability and Monopoly一文。科斯在芝大教一个Anti-trust（反垄断）的MBA课程，在讨论一个反垄断案例时，受到案例的启发，在凌晨两三点写出了这篇论文。因为思想清楚，做产业组织和经济理论的人非常喜欢。但他们纳闷，怎么文章中没有一个reference？科斯说，我的研究本来就不是从文献中读出来的，要不你告诉我几个reference，我加进去？（哈哈）

多数研究，未必是从一个case得出的，而是看了许多不同的材料和案例，深究他们背后的一般化理论。

我：科斯不但问题问的好，给出的答案也新颖而与众不同。比如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与《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中，科斯是怎么想到，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实质上不是一方伤害另一方，而是双方的互相伤害？

王宁：科斯说，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这是自然的想法啊。科斯在写这两篇文章时，根本不知道外部性这个概念，但他对机会成本的理解，让他容易看到问题的实质。

我：原来还是基于对机会成本等经济学原理的深入理解。那他为什么会从”权利“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呢？

王宁：科斯在LSE读商科的时候，上过不少法律方面的课程。他对法律很感兴趣也经常去法院听庭审。因此他对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有比较深的理解。在研究社会成本问题等司法案例时，也就自然的将这些概念运用到经济分析中。

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为什么科斯会从合约的角度来阐释企业的本质呢？许多文献在引用这篇论文时，多从组织（或等级）替代市场的角度来理解，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诠释替代关系。但我阅读那篇文章的感受是，科斯的真正贡献，是将合约引入了分析，给出了视角完全不同的回答。他提出，企业是一个长期合约替代了一系列短期合约，是与企业家的一个合约替代了要素之间的一组合约。合约的视角非常独特，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王宁：这也与他在法院听庭审的经历有关。法律判决中经常会涉及合约。另外，如果你去考察真实的企业，就会发现，企业就是由合约构成的。所以张五常会进一步写出《企业的合约本质》。

我：听上去，似乎科斯并不是从“为什么组织会替代市场”的问题出发来寻找答案。而是先有了对合约的理解，再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组织与市场的关系。文章最后的成品，与他的研究过程正好是相反的！

看来，科斯在年轻时独特的法律体验，对他形成与众不同的权利与合约的视角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学习外部性等概念，反而容易被这些概念框住。

那么，科斯主要读过哪些经济学著作呢？

王宁：科斯主要受四本著作的影响：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Wicksteed的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以及斯密的《国富论》。

这是科斯的reading list了。他在英国，对同时代美国学界对外部性等概念的发展反而是不太关心的。科斯读的书不多，但执着于为经济学基础概念找经验基础

我：最后一个问题，科斯在年轻时的研究历程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会研究无线电管制的问题？

王宁：科斯最早想研究经济学基本理念的empirical foundation。返回母校LSE执教后，学校让他教public utility这门课。他本来就喜欢历史，于是花了一段时间研究公用设施的管制史。之后又过渡到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广播行业。FCC那篇文章的基础是他早期对公用设施的研究。

学友：我有个困惑，也是许多制度经济学者的困惑。许多学者感到，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似乎已经到头了，很难有进展，所以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王宁：如果从理论出发，确实不太容易有进展。像Von Neumann一样才华横溢的天才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很值得我们深思。但如果从经验和调查研究的角度出发，会发现有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方面，张五常教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学友：我感到科斯与主流并不对立，虽然现在美国主流学界似乎没有完全接纳科斯。

王宁：科斯的思想来源于当时经济学主流。谁能说斯密、马歇尔、奈特不是主流经济学？如果你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传统看，科斯一直是主流的一部分。只是现在重视博弈论和抽象理论，与科斯的经验主义传统相去甚远。

学友：中国学界这几年，似乎在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有很大进步。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进展不大。比如北大的社会学研究，多年来一直做许多有趣的实证调查，他们对驻京办、北京四中、复印店、地方政治家族的研究都很非常有趣。

王宁：北大早期的社会学传统，从吴文藻到费孝通、林耀华等，不但重视社会调查，也重视解释和分析。这二者结合，对理解世界大有帮助。

 我：科斯教授的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思想丰富。在已发表的论文之外，是否有一些未发表的文稿？

王宁：我们现在正整理科斯的文稿，打算在明年和后年出版文集。其中有大约五分之一支四分之一左右的文章，是科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这其中包括科斯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评论，还有他在LSE教“经济学原理”时的讲义。这些资料都非常宝贵。

目前的整理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方面，科斯的讲义反映了他年轻时英国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需要对这些思想做一些经济史的解读，读者才会明白。另一方面，研究与整理这些文稿，不在高校教学研究与考核的范围内，也不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另外，在LSE教学过程中，科斯收集了许多有关英国public utilities的历史档案资料，比如几百年前英国供水公司之间的竞争资料 。这些档案年代久远，无人问津，美国的图书馆不愿意收藏。

此行拜访王宁教授，了解到科斯的研究方法，收获颇丰。科斯的经济学功底好，兴趣广泛，有好奇心，平时积累的经济学问题，在调查的基础上，如果遇到好的资料，就会产出与众不同的经典之作。对法律、历史的兴趣与积淀，对他发现与众不同的答案颇有益处。看来学术创新也如乔布斯所云，需要丰富的经历与体验，要把不同的点连起来（connect dots）。期待中国能出现有独到创新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期待早日读到科斯未发表的讲义与文稿。

路乾，记于201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