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 (CSPI) 

狂人做到了。他不再听取任何不是十足马屁精的人的意见，也不顾市场的反应，制定了一项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最坏情况还要极端的关税政策。正在使用的“互惠”公式愚蠢至极，我谈及这个话题时都心怀敬畏，甚至有一种迷信的感觉，觉得自己哪怕描述一下都会变得更愚蠢，不过你可以在这里读到相关内容。我认为这艘船无法纠正航向了。特朗普运动一直以来都将对特朗普的忠诚置于首位，而我们现在看到了结果。正如副总统万斯在格陵兰之行中所说：“我们不能忽视总统的意愿。”

特朗普不仅在破坏经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身边的人和他的支持者相对沉默。在一项结束对加拿大关税的投票中，只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谴责特朗普，尽管肯定有更多人明白这样做的危害。这项努力在众议院不会有任何结果，尽管采取立场并试图迫使总统走上不那么自我毁灭的道路可能符合共和党人的利益。不过，这可能不符合个别议员的利益，因为共和党的选民仍然最热爱特朗普，并仅以此为依据奖惩共和党的官员。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需要看到经济出现严重后果。

然而，尽管特朗普很独特，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关于民粹主义治理危险的更广泛教训。在大选前不久，诺亚·史密斯写道：“特朗普主义是恶人政治。”“恶人政治”这个词的意思是由最不适合统治的人进行统治。他的论点与我之前提出的类似，即特朗普只关心忠诚，而一个将对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的忠诚置于首位的运动，会促使最糟糕的人登上高位。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几乎每位高级官员最终都讨厌他，并公开表示了这一点，只有那些陷入法律困境的人除外。正派的人除了“追求权力”或“讨好特朗普”之外还有原则，这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中保持良好地位。

我认为他对特朗普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国外有先例，我们很有必要思考一下我们在全球看到的更大模式。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媒体人物，那些可以被描述为民粹主义者的个人和组织，由于一些一贯的原因，特别不适合拥有政治和社会权力。

还记得我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吗？它是一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精英的运动，推崇大众比精英更普遍的审美和价值观，并“根据与大众受众或选民的直接联系来赋予个人地位，而不是根据在既定机构中的成功”。特朗普不仅仅是比其他政治家能力更差、更不诚实和更腐败。像坎迪斯·欧文斯、塔克·卡尔森和乔·罗根这样的民粹主义播客主持人提供的信息内容比主流新闻媒体糟糕得多。他们可能对更多人更有娱乐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有这么多观众，但按照任何站得住脚的新闻标准来衡量，他们都更糟糕。同样，平均而言，听取美国医学协会的指导比听取一个仅仅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粉丝的医生的建议要好得多。

我们无需在此猜测，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国外民粹主义者的记录。有大量的政治学研究表明，民粹主义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香港学者董藏使用了1960年至2020年155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集，发现转向民粹主义领导人与行政腐败的增加有关，而且民粹主义者掌权时间越长，问题就越严重。我对这样的研究并不完全信服，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基于专家意见的数据库，而专家意见可能有偏见。跨国衡量腐败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整个概念有点模糊，领导人会尽力掩盖腐败，而且对腐败的认知必须取决于揭露腐败所做的努力。

然而，找到关于经济结果的数据要更直接，而且结果是明确的。芬克等人202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表明，在1900年至2020年期间，与一个合理的反事实情况相比，民粹主义统治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10%有关。作者使用的民粹主义定义与我的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指出：“文献中对民粹主义定义的分歧似乎比对哪些领导人是民粹主义者的分歧更大。”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如何定义民粹主义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理论意义，但实际上，“我看到就知道”的方法就足够了，因为广泛的观察者对哪些领导人符合民粹主义者的标准意见一致。

跨国实证研究通常应该持保留态度，但由于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当直接的变量，而且学者们对哪些领导人应该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有显著的共识，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假设。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里，我们特别生动地看到了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如何破坏经济和损害机构，这让研究结果更可信。芬克等人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后发表了他们的论文，在第一个任期内，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经济都相当不错，但第二届政府表明了当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不再被主流人物包围并被允许完全凭自己的直觉行事时会发生什么。

有趣的是，民粹主义者在经济上有糟糕的结果对左右翼领导人都适用，尽管左翼更糟糕。

考虑到左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推行不同的政策，这证明了民粹主义在其本质上就有不利于增长的因素。芬克等人还指出，民粹主义治理会导致机构质量下降。

我们在这里可能注意到的另一个负面特征是民粹主义领导人与伪科学或反科学观点之间的联系。最近最明显的例子是“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中的兴起。但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将新冠病毒贬低为“小流感”，然后诋毁为抗击这种疾病而研发的疫苗。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将传统治疗师引入了医疗系统。

换句话说，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不善于管理经济、对机构不利、反科学且腐败。除了经济方面，通过跨国数据分析很难确定这些情况，但民粹主义者在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衡量标准上表现更差这一观点，得到了人们从观察世界各国经验中收集到的大量信息的支持。在美国的背景下，我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看到了这一点，“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已经将否认选举结果、阴谋论和经常说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相反，我相信民粹主义和恶人政治之间存在逻辑关系。

01. 信息不充分的政治基础

在最佳状态下，民主通过向领导人提供反馈来发挥作用。政府采取了不合理的政策，市场会有反应，官员们有望考虑到这些信息。如果一个政治家以反腐败为竞选纲领，但最终比他的前任更腐败，这应该会损害他的声誉并使他失去支持。

然而，整个过程要求选民与现实相联系。如果他们处于假新闻的泡沫中，那么即使是最明显的失败也不会受到惩罚。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信息不充分的人，他们会本能地支持某个党派。然而，西方最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绝大多数依赖未受过教育的选民。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这种普遍模式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也适用。部分官员的统治特点是穷人对政府的集中支持，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也是如此，他的计划对农村土著社区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教育程度较低的支持基础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够准确。事实上，我认为这个问题比简单地按教育程度分析投票模式所显示的要严重得多。民粹主义者不仅经常无法吸引大学毕业生这个广泛的群体，而且在对政策和时事最了解的一小部分公众中，如记者和学者，他们的表现尤其糟糕。

2024年总统选举中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有趣事实，它反映在下面的图表中，该图表是我根据“进步数据”（Data for Progress）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的。图表显示，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后，一个人对竞选活动的关注程度与在2024年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呈负相关。事实上，尤其是在大学学历的选民中，那些密切关注选举的选民和不太关注选举的选民之间的投票差距，远大于大学学历选民和非大学学历选民之间的投票差距。这与完全独立的调查结果相吻合，那些调查表明保守派人士不会去阅读严肃的信息来源。实际上，人们无需通过调查就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只要看看就会发现，几乎完全没有既受欢迎又具有高新闻水准和知识水平的右翼报纸和杂志。

以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为基础的政治家可能会做出糟糕的决策，而且为此承担的后果也较少。对于任何消息灵通的观察者来说，特朗普通过其关税政策对当前经济困境负有个人责任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消息闭塞的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不管怎样，特朗普的支持者认知能力较低，对政治的兴趣也较小，所以他们可能不太容易被经验事实从党派的麻木状态中唤醒。没人能否认左派人士的思维也常常带有党派偏见。但这种党派偏见会因获取并愿意接受准确信息来源而得到缓和。《纽约时报》相较于卡图德（Catturd）、埃隆·马斯克或福克斯新闻，更有可能挑战其读者的偏见，而且自由派人士比保守派人士更有可能相信并接受真实的新闻。

保守派人士认为，在202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体和民主党（当权派）都在否认拜登的认知状态问题。这是事实，也表明主流机构存在缺陷。但这并不能说明，如果情况相反，特朗普明显年老昏聩时，保守派人士会做得更好。正是这些人试图通过立法来做一些事情，比如用特朗普的名字为机场命名、把特朗普的头像刻在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上，以及发行250美元面值的钞票，只为了把特朗普的头像印在上面。当拜登的缺陷变得过于明显时，民主党人最终还是团结起来，协调一致将他从候选人名单中剔除，而在目前这个阶段，特朗普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似乎都不太可能在右翼阵营中引发类似的结果。

比较双方差异的更好方法是进行同类比较。以民意调查为例。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经常将不利的民调消息斥为虚假信息，这位总统甚至起诉过一位他不喜欢其民调结果的民调专家。一般来说，自由派人士会从表面上接受民调数据，那些在拜登灾难性的辩论表现后想把他踢出局的人，就非常依赖民调数字所显示的结果。南希·佩洛西告诉总统，数据显示他在11月的选举中无法击败特朗普。当拜登回复说他看到了其他民调结果时，佩洛西要求他让白宫助手迈克·多尼伦（Mike Donilon）接电话来讨论此事。当人们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与有关特朗普周围的谈话报道进行对比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愿意挑战党内领袖，而且这是一场基于现实的讨论。民意调查常常不准确，但如果你所在的阵营假定专家们已经在尽最大努力，那么你就会更接近真相，而不是认为任何自己不喜欢的信息都是阴谋的一部分。共和党人不仅拒绝接受有关未来选举结果的民意调查；他们至今仍否认2020年选举的明确结果。

信息获取渠道不畅，除了不利于因糟糕的经济决策而惩罚领导人之外，还会让民粹主义领导人更加腐败。我们可以先假设，无论这个想法是否准确，民粹主义和非民粹主义的选民对腐败同样无法容忍。然而，一个政治家总能声称自己不腐败，或者说他所做的任何事与对手的恶行相比都不值一提。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那怎么能让任何人对腐败负责呢？每一项指控都只会变成一个政治皮球。

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基础来自普通民众，而非体制机构。然而，普通大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会低于记者、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等群体。因此，即使非民粹主义者存在偏见，他们通常也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明白有时确实会有涉及到自己一方的合理丑闻。然而，如果你的支持基础受教育程度较低且信息匮乏，那么你就可以公然撒谎而逍遥法外。

特朗普“反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对精英们的每一项指控，自己在相应方面却做得更差。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做过能与特朗普的加密货币骗局相提并论的事情，“真相社交”（Truth Social）的首次公开募股骗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指责亨特·拜登利用父亲的名气获利，但尽管经过多年调查，甚至拿到了他儿子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总统本人参与这些活动的证据。当共和党人还在为亨特的事情惊慌失措时，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子女们却在国外忙着开设特朗普大厦。就在上个月，有消息称特朗普集团将在越南开展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开发项目。拜登最终赦免了他的儿子以及特朗普曾承诺要起诉的官员，而特朗普则赦免了那些给他的竞选活动捐款的富人，甚至都不试图说明赦免的理由。今年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一位国外加密货币企业家向特朗普的骗局加密货币投入7500万美元后，停止了对他的调查。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无论哪个政党的政治家陷入法律困境，他们就开始讨好特朗普，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得到赦免。

你有时会听到有人说他们喜欢特朗普，是因为他们被民主党人或媒体欺骗了。例如，乔·罗根（Joe Rogan）说，蒂姆·瓦尔兹（Tim Walz）对他军事背景的歪曲描述让他变得激进：“你是说你不在乎一个人是不是骗子吗？”他最终支持了特朗普，这有点像因为厌倦了宗教不宽容，所以成了本·拉丹的粉丝。如果你是一个痛恨谎言的人，那么在公众人物中，除了可能埃隆·马斯克之外，你会发现没有比特朗普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人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罗根和他的粉丝们说自己厌恶不诚实行为时是真诚的。他们只是没有接触到准确的信息来源，所以无法很好地判断自己应该对谁生气。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动机性推理，但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难产生如此大的偏见。

当你听到有人说因为反对司法系统的政治化而同情特朗普时，情况也是如此。特朗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其全部声名来自于崇拜特朗普并承诺起诉他的敌人。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提出犯罪指控，这似乎看起来不好，除非你有足够的信息了解到他确实有罪。拜登不得不等到任期结束时才赦免他的儿子和家人，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强烈反对。特朗普一上台就赦免或减刑所有一开始就讨好他或给他钱的人，他完全清楚他的支持者根本不在乎。我认为这部分是道德两极分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的道德水准更低——这是特朗普十年来把所有有原则的人都挤出联盟的自然结果。但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因为信息匮乏的支持者了解得不够多，因此更容易默认进行党派式的盲目支持。

02. 把关人通常是正确的

回想一下，民粹主义会让那些无法通过赢得其他精英的赞赏而获得有影响力职位的人掌权。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和克里斯·雷（Chris Wray）能成为联邦调查局（FBI）局长，是因为他们有着出色的学术和职业履历，得到了从精英大学招生办公室到媒体，再到美国参议院绝大多数议员的认可。无论哪个政党的总统在位，他们都有可能被提拔到这个职位。相比之下，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在他的人生中获得声望，仅仅是因为他在讨好特朗普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在其他任何领导人手下，他都不会被选中来掌管联邦调查局。

民粹主义者说，精英们将他们排除在体制之外，是因为精英们腐败，且害怕真正的改革者。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真的。然而，当某些观点和个人被体制拒之门外时，通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中，卡什·帕特尔并不具备足够的成就和道德水准，无法在联邦执法部门担任高层职位。精英们应该非常自豪，至少在不久之前，他们建立的体制成功地将那些兜售反疫苗保健品的人排除在权力和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

我们常常关注那些精英们拒绝接受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后来至少可以说被证明是正确的情况。我们经常能看到关于大学或媒体机构排斥或贬低某些立场的讨论，比如反对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理念、对跨性别活动家的主张持怀疑态度，或者认为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观点。在这些情况下，精英机构因草率地否定了本应更认真对待的观点而受到合理的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把关人排斥某些人或某些观点时，体制内的一方是正确的，而反叛的一方是错误的。

以下是一些观点的部分清单，这些观点被主流学者和记者所摒弃，但在过去几年里，却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播客节目《乔·罗根体验》中得到了宣扬或受到了重视：吉萨金字塔下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艾滋病毒不会引发艾滋病；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存在古老的人类文明；“9·11”事件可能是政府的阴谋；读心术是真实存在的；新冠疫苗比新冠病毒本身更危险；接种疫苗使人类更容易感染小儿麻痹症。如果你对学术界感到不满，是因为你认为它在种族和性别相关问题上过于“觉醒”，那请注意，学术界也会排斥那些相信心灵感应、鬼魂、《锡安长老议定书》、地平说、爬行动物主宰世界、化学凝结尾迹、大脚怪、把占星术当作科学、否认大屠杀、认为登月是骗局理论、顺势疗法以及与死者进行通灵的人。当然，学术机构拒绝某些人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才智和职业道德。

民粹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从“把关人在某些事情（X和Y）上是错的”，得出“我们不应该有把关人”的结论。你可能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你觉得他在某些媒体撒谎的事情上说了真话。问题是，这个人领导的运动，在性情或智力上都不倾向于仔细思考体制内的观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相反，他们只是一群不信任医生、科学家、记者，或者任何看起来聪明且可能会告诉他们不想听的事情的人。看到小罗伯特·F·肯尼迪（RFK）加入特朗普阵营时，我深感失望，因为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愚蠢，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一直以来的愚蠢方式不同。但回想起来，这也说得通。这里的共同主线是对精英的对抗情绪。

2021年4月，被广泛认为是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宣布禁止进口化学肥料和农药，旨在将该国转变为有机农业国家。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失控、大规模饥荒和经济灾难。戈塔巴雅上台时主要宣扬的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但最终，他在农业方面的古怪观点成了他总统任期的主要故事。民粹主义领导人一旦掌权，往往会走向奇怪的方向。很难确切预测他们会在哪些方面犯错，但历史表明，那些拒绝主流信息来源、乐于接受局外人观点的人总会以某种方式把事情搞砸。迈克尔·休默（Michael Huemer）反对特朗普的观点也指出了类似的一点，他关注的是2020年的未遂政变，以及这一事件表明如果特朗普重新掌权，他还可能会做出其他什么事。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仅仅因为你在某些事情上与体制内意见相左，就加入反体制运动，你应该非常谨慎地思考。如果你攻击精英及其体制，那么结果极不可能仅仅是让那些在体制错误之处与你看法一致的人获得权力。在一个相对运转良好的体系中拆除大门，你将会迎来各种各样的骗子、白痴和怪人。如果有一些原本可能会被审查的明智声音因此受益，那他们也只是极少数。你可能会觉得乔·罗根在跨性别问题上比《纽约时报》做得更好，但罗根地位的上升是以牺牲主流媒体为代价的，这使得文化在几乎所有其他话题上都变得更愚蠢，而且任何一个更关注播客而不是报纸的政治家都可能会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

03. 作为基于身份认同运动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 “恶人政治”（选出最糟糕的人来统治）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民粹主义是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运动，这意味着演讲者或领导人的身份比他们的观点更重要。大多数理性的观察者在得知一些运动最终被骗子所主导时，并不感到震惊。在受极左翼种族和性别观念影响、痴迷于身份认同的运动中，学术欺诈和其他各种道德缺陷很常见。主要原因是，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基于身份认同来动员人们，当一个运动认可这种方式时，就为骗子爬到高位创造了空间。

民粹主义将世界划分为善良的大众和腐败的精英。其右翼变体通常有隐含的民族主义基础。只要有人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问题上说对了话，他们就能在运动中出人头地。当事情出错时，指责他人就提供了现成的替罪羊。部分国外官员谈论 “经济战争”，以转移人们对其统治在他的国家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失败这一事实的注意力。虽然像斯拉·克莱因和德里克·汤普森这样支持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多建房来应对住房可负担性危机，但他们遭到了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假装公司和房东才是问题所在，就像J.D. 万斯（JD Vance）将物价上涨归咎于非法移民一样。各个政治派别的民粹主义者都一致需要指责他人，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自己想要宣扬的叙事，而不是对事实进行冷静的分析。

对外群体的偏见是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负责任的领导人会避免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来依赖。与此同时，特朗普告诉他的支持者，移民在大量犯罪，贸易意味着其他国家在占我们的便宜。移民犯罪率客观上很低，而且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是正和博弈，这些事实并不重要。如果某件事让外国人看起来很糟糕，并且有助于营造一种受害者叙事，那么它让人感觉良好，因此就一定是真的。右翼人士也会攻击国内和全球的精英。与此同时，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将经济困难归咎于资本家和外国势力。

李光耀有句名言：在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人们会投票给他们的种族或宗教团体。这确实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当领导人过度依赖身份认同时，我们明白这会毒害公共话语和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煽动者。在美国，种族政治对黑人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容易被接受，而且黑人往往会选出极其腐败的政治家。截至2009年末，美国众议院所有正在进行的道德调查都是针对黑人议员的行为，这引发了种族主义的指控。仅从2019年起，纽约市、巴尔的摩和杰克逊市的黑人市长就因与腐败相关的指控而被起诉。

特朗普主义可以被视为疏离的白人的身份政治。右翼在变得越来越包容腐败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走向民族主义，这并非巧合。基于道德的运动关注政治家的道德标准，而更具思想性的运动关注理念。民粹主义是关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所以它没有太多精力去规范自己运动成员的行为。通常，它把部落主义变成了一种美德。

否认选举结果，并在指责对手也这样做的同时试图窃取选举成果，是民粹主义的另一个标志。2022年，雅伊尔·博索纳罗（Bolsonaro）在连任竞选中落败后，他的支持者似乎受到了美国 “1月6日事件” 的启发，敦促军队进行干预，并洗劫了首都的政府大楼，一些前高级官员最终因试图发动政变而被起诉。多年来，部分土耳其官员采取了一些反民主措施，其政府最近逮捕了主要反对派人物、伊斯坦布尔市长。民粹主义者不像其他政治领导人那样坚守民主程序和规范。

04. 作为政治另一个维度的民粹主义

当我说我会在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时，我对右翼的人才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只是认为，保守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自由市场、个人权利、对犯罪和外国对手采取强硬态度——是合理的，而且这些理念留存得足够多，即使是像特朗普这样个人有缺陷的共和党总统，也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然而，我原本期望特朗普的第二届任期会重演他的第一届任期，即特朗普受到传统保守主义理念、人事安排和体制的约束。但事实证明，老的里根联盟正变得越来越空洞，取而代之的是对特朗普的崇拜、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以及像加密货币从业者和 “让美国再次辉煌” 支持者（MAHA）这类后来加入的骗子。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我也广泛地讨论过特朗普是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几乎不受约束、随心所欲的“邪教领袖”的。但我一定是曾以为，也许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会在中午特朗普睡着后，开始做出所有正确的决策。或者以为会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来约束他，但埃隆是个有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聪明人，而不是一个被右翼网络垃圾完全洗脑的人。

但最终的问题不只是特朗普这个人，尽管他确实很糟糕，而是反体制政治的整个理念。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无论民粹主义是右翼还是左翼形式，它根本行不通。

可能也有例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哈维尔·米莱（Milei）的改革实验进展得相当不错，纳伊布·布克莱（Bukele）的情况也是如此。米莱现象似乎是一种奇特的事件，民粹主义风格让一个痴迷于奥地利经济学的书呆子走到了台前。也许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巨大变化时，像他这样的人才会有广泛的吸引力。就布克莱而言，他的政策在一个原本是战区的国家降低犯罪率方面取得了成效。但至少可以说，他向特朗普驱逐的人开放自己的监狱营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他就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同样如此。布克莱在让萨尔瓦多变得更安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但这一切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目前还无法定论。

所有这些或许表明，在一个精英阶层以某种惊人方式失职的国家，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短期选择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普遍模式：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往往会支持那些能力更差、更腐败、更爱搞阴谋论、更反科学且道德水准更低（这些方面的程度各不相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尤其是在体制运转良好的地方，一场遭到所有体制机构一致抵制的运动通常是个不祥之兆。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人们评判政治家和政治运动时，不仅要依据其意识形态，还要从民粹主义与非民粹主义这一维度出发。特朗普执政后期的情况是，像戴尔·格里布尔（Dale Gribble）那样的选民数量有所增加，而美国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也朝着民粹主义的方向越走越远。其后果体现在股市暴跌，以及法治和我们的科研机构受到损害等方面。这应该给其他可能想要走上类似道路的国家敲响警钟，同时也为我们在特朗普时代结束后如何决定未来的前进方向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