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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布鲁门

日期:2021年7月7日

来源:米塞斯通讯

1936 年之前的十年间,英国经济一直受长期失业问题困扰。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市场出现过剩的原因,在于卖方索要的价格超出了买方的承受意愿。

若买卖双方仅是价格预期不一致,尚可理解;但若是过度监管或其他制度性问题加剧了这一局面,经济学家通常会建议废除阻碍市场价格体系顺畅运行的制度壁垒。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工会合同将工资固定在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位置,而失业补贴也成为阻碍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因素之一。

然而,具有革命性思想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却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在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他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一方案被复杂的模型层层包裹,但核心逻辑十分简单:不改变名义工资,而是通过通胀降低实际工资。凯恩斯认为,只要企业能看清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异,当实际工资降至具有吸引力的水平时,企业就会愿意按照工会要求的工资标准雇佣工人。

在对凯恩斯革命的批判中,英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威廉・H・赫特(William H. Hutt)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观点,反对将通胀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品。他从多个角度论证了 “稳健货币优于通胀”,以下将聚焦其部分核心观点。

价格协调 vs 通胀

赫特指出,通过通胀降低实际工资,与稳健货币体系下的市场价格调整并非同一概念。“协调” 意味着所有生产者充分利用稀缺要素,以更低成本生产更多消费者所需的产品,同时减少消费者需求较低产品的生产。要实现这种协调,需要由企业家竞争和要素稀缺性共同决定价格。一个运转良好的价格体系,会以更低价格促使闲置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使用,从而缓解资源稀缺问题。而当时英国劳动力市场的症结,正在于价格体系缺乏协调能力。

要实现更有效的协调,需要无数次个体层面的价格调整,即“无数次广泛且有意识的协调行动”¹。具体而言,需要企业家基于盈利动机和避损需求,推动特定市场价格的变动 —— 其中最需要调整的,正是失业者的工资水平。每个劳动者本可以自主选择工作:要么接受当前可获得的最高工资,要么在自己偏好的行业中寻找最优工作机会 ²。

赫特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失业者索要的工资超出了其劳动力市场的出清价格,而这种工资诉求大多通过工会传递—— 工会试图为会员谋取利益,却以牺牲非工会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若他们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要么面临物价上涨,要么承受商品供应减少;若不愿接受更高价格,工会的诉求最终只会导致其会员因工资过高而失业。

某一行业将工资固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上,会迫使劳动者要么失业,要么被迫从事低薪工作或非首选职业。

乍看之下,通过通胀降低实际工资,似乎与直接削减名义工资效果相近:只要企业产品价格与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且其他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不超过产出价格,实际工资就会下降。如此一来,企业产品价格将上涨至“愿意按工会工资标准雇佣工人” 的水平,无需与工会发生直接的政治对抗。

但这种通胀会产生一个重要影响:在未预期到通胀的行业,或存在长期合同约束的领域,工资水平会被动降低;而自由价格体系下,只有劳动力过剩的市场会出现工资下降,不会对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造成间接损害。

正如赫特所强调的,通胀无法替代企业家的微观价格调整行为—— 后者会针对具体商品微调价格,而通胀则是一种 “blunt instrument(钝器)”。在市场定价机制下,过剩最严重的商品价格会降幅最大;但在通胀环境中,阻碍最少的商品价格会涨幅最大,即 “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s)将占据主导。凯恩斯的通胀政策之所以看似有效,仅因为工会工资具有极强的双向刚性(既难上涨也难下跌):新合同谈判的难度大、现有合同期限长,导致这些市场的名义价格被锁定。

卖方需主动调整报价

供给与需求同等重要。市场若陷入过剩,要么通过买方提高报价,要么通过卖方降低要价,才能实现出清。若两者均无变动,只能说明买卖双方对商品价值的判断存在分歧—— 双方都不愿用已有的东西交换未拥有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互利共赢的交易机会。对于秉持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而言,能做出的判断仅此而已。

当市场过剩且存在闲置资源时,赫特将主要责任归于卖方。他认为,卖方必须主动降低要价。他用“保留供给”(withholding)一词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劳动力或资本的所有者宁愿闲置资源,也不愿接受合理的交易价格。在他看来,当时英国的失业问题,就如同店主固执地不愿下调滞销商品价格 —— 即便消费者早已不再关注那个货架上的商品,仍坚持原价。

赫特将焦点放在卖方身上,是基于企业家与失业者的不同处境:在竞争性行业中,以盈利为目标(且需规避亏损)的企业,在维持盈利的前提下,提高工资的空间十分有限。一方面,企业支付的工资不能超过劳动力的边际价值产品(marginal value product)—— 这一价值最终由消费者对产品的估值决定;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还受愿意接受该薪酬的劳动力供给量约束。尽管部分企业可能会在短期经济下行时推迟裁员、留住员工,但只有当预期成本与售价之间存在正向利润空间时,企业才会愿意雇佣新员工。

赫特引用了罗伯特・W・克劳尔(Robert W. Clower)的观点:当市场价格偏离出清水平时,交易量由 “短缺方”(short side)决定 —— 短缺时由卖方决定,过剩时由买方决定 ³。这与默里・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对企业库存定价的分析一致。罗斯巴德的理论基于 “保留需求”(reservation demand)概念,即商品所有者因不愿接受当前最高报价而选择持有商品。我们每个人对自有财产、货币、资产等都存在保留需求,但罗斯巴德认为,企业生产的库存除了出售别无他用,因此企业对库存不存在保留需求 —— 此时价格由买方决定,供给曲线呈垂直状态⁴。

与之相反,失业者接受降薪的约束条件更少。劳动者对劳动力的保留需求体现为“闲暇偏好”,但大多数劳动者需要收入维持生活。若失业者认为再花些时间就能找到更高薪的工作,那么暂时拒绝低薪 offer、选择 “投机性失业” 是合理的。但赫特认为,许多失业者对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切实际的预期:要么毫无理由地期待工资上涨,要么依赖失业救济金维持闲置状态。当时英国的劳动者普遍认为,接受低于行业以往(经济繁荣时期)惯例的工资,是 “丢脸” 的事;工会则进一步煽动情绪,将特定名义工资水平与人格尊严绑定。更重要的是,政府未能有效维护产权、工会的罢工威胁,以及英国社会对劳工组织高度认可的舆论环境与判例法,都为工会的诉求提供了支撑。

赫特认为,工会构建了一种“政治后盾”,强化了失业者索要不合理工资的能力。这里的 “不合理”,指的是工资超出了企业家基于当前经营状况对劳动力边际价值产品的预期 —— 而这一预期又取决于企业产品的预期售价。在普遍的经济萧条中,产品售价普遍下降,因此劳动力的价值也低于经济繁荣时期。

对失业者而言,最佳选择是接受当前可得的工资 offer,而非坚持索要高价。经济萧条时期的工资固然低于前一轮繁荣期的峰值,但只要人们接受当前物价下降的现实,后续的经济复苏就会逐步扩大劳动力需求。随着销售额回升,雇主间的竞争将推动工资水平与劳动力边际价值产品同步上涨。

通胀仅在未预期时“有效”

通胀“解决方案” 的核心逻辑,是让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超过工资上涨速度。这种情况或许会发生,但并非必然。在当时的英国,最棘手的工资问题源于工会谈判 —— 工会并未预料到通胀会侵蚀工资的实际价值。工会通过罢工等艰难手段争取到的工资协议,难以轻易重新谈判;在合同到期并开启下一轮谈判前,工资水平几乎无法调整。

凯恩斯的理论隐含一个假设:企业能区分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而劳动者不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一次,但在首轮通胀政策实施后,工会会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在后续合同中加入 “工资指数化” 条款,将工资与物价挂钩。

当时金本位制仍在部分实施,且传统金本位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通过通胀系统性削弱工会力量” 的做法此前从未被尝试过。在那个 “英镑与黄金可兑换” 被视为庄严道德承诺的时代,公开主张通胀政策是 “不光彩” 的 —— 这使得 “印钞通胀” 能借助 “意外性” 发挥作用。

但当通胀成为可预期的现象后,工会会通过在合同中加入“生活成本调整条款”(cost-of-living adjustments)来适应;政府福利也会进行类似调整。正如赫特所言:“除非能持续欺骗,否则那些有权调整价格和工资的人,会提前应对货币贬值,导致闲置资源的规模维持原状⁵。” 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在批判凯恩斯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凯恩斯式通胀会引发 “印钞机与工会代理人之间的无休止竞赛⁶”。

通胀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通胀对 1936 年英国问题的 “解决” 只是一次性的。它不仅推迟了应对根本问题的必要性,还使得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赫特认为:“不存在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市场不协调的状态,终究需要通过协调来修正⁷。” 通胀并非解决过剩问题的长期方案,因为它未能直面核心矛盾 —— 阻碍价格体系灵活性的制度政策。一旦人们识破通胀的本质,“那些被通胀暂时规避的刚性制度仍将存在,闲置资源问题会再次出现⁸。”

赫特还指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了解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与政治领袖,未能向公众普及正确的经济知识,也就无法凝聚政治力量以对抗工会。在他看来,通胀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它 “削弱了推动必要基础调整(即开放劳动力市场与灵活定价)的市场压力”,本质上是 “对反社会价格行为的妥协⁹”。

赫特的预测最终得到了验证:各国政府逐渐对通胀产生依赖,不断加大通胀力度,却发现其效果越来越弱。由于未能推进结构性改革,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 “滞胀”(stagflation)现象。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在 1969 年回顾此前数十年的凯恩斯政策时写道:

“如今我们的繁荣依赖通胀支撑,要维持这种繁荣,就必须持续通胀。若物价上涨速度低于预期,经济就会受到抑制。我曾预计十年内问题会逐渐显现,但实际上用了 25 年,才走到‘放缓通胀就会引发衰退’的地步。我们如今如同‘抓住老虎尾巴’:通胀能持续多久?若放开老虎,我们会被吞噬;若老虎越跑越快,我们仍会被拖垮 ¹⁰。”

结论

正如赫特所阐释的,若剥离复杂模型,凯恩斯的观点其实与经济学家的普遍认知一致,本无争议—— 在名义工资固定时,推高消费品价格确实能降低实际工资,进而实现市场出清。若他直白地表述这一逻辑,不会引发争议,也无需掀起一场 “经济学革命”。

赫特写道:“凯恩斯想必不愿像‘(货币)怪才’那样主张‘增发货币就能解决失业’。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不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吗?只不过被包裹在大量看似高深、实则概念模糊的理论外衣之下 ¹¹。” 即便凯恩斯的支持者也承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晦涩难懂。将这一政策隐藏在复杂理论之下,本质上是因为当时通胀被视为 “不光彩” 的手段 —— 与如今不同,当时无法公开倡导通胀政策。但无论包装得多隐蔽,赫特仍揭示了一个真相:价格体系能高效完成的任务,通胀却难以胜任。

参考资料与尾注:

 

¹ 威廉・H・赫特,《凯恩斯主义的插曲:重估》(The Keynesian Episode: A Reassessment),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出版社,1980 年,第 74 页。

² 同上,第 80 页。

³ 威廉・H・赫特,《萨伊定律的复兴》(A Rehabilitation of Say’s Law),雅典: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74 年,Kindle 版第 1482 段。

⁴ 默里・N・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第 2 版学者版,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9 年,第 138-142 页。

⁵ 同 ¹,第 122-123 页。

⁶ 亨利・黑兹利特(编),《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者》(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哈得孙河畔欧文顿:经济教育基金会,1995 年,第 9 页。

⁷ 同 ¹,第 74 页。

⁸ 同 ¹,第 123-124 页。

⁹ 同 ¹,第 129 页。

¹⁰ 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抓住老虎尾巴: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 40 年的评论》(A Tiger by the Tail: A 40-Years’ Running Commentary on Keynesianism),苏达・R・谢诺伊(编),第 3 版,1972 年;无出版地:经济事务研究所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9 年,第 112 页。

¹¹ 同 ¹,第 232 页。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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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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