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日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沃尔克基金会（Volker Fund）工作期间，有机会阅读数百本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并撰写书评与备忘录，其中以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相关书籍为主。幸运的是，这批珍贵的“罗斯巴德文献宝库”如今收藏于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的罗斯巴德档案馆中，可供查阅。

在沃尔克基金会任职期间，罗斯巴德还潜心研究并撰写了他的经济学理论巨著《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因此，罗斯巴德不仅广泛阅读，还深入思考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力求推导出新的理论定理，以推动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主流理论传统。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不仅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Bohm-Bawer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Hayek）等奥地利本土经济学家，还涵盖了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威廉·赫特（William Hutt）、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弗兰克·菲特（Frank A. Fetter）、赫伯特·达文波特（Herbert Davenport）等英美经济学家¹。

1960年，时年34岁的罗斯巴德阅读了克拉克·李·艾伦（Clark Lee Allen）、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与马歇尔·R.科尔伯格（Marshall R. Colberg）合著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²。在给沃尔克基金会的伊万·R.比尔利（Ivan R. Bierly）的备忘录中，罗斯巴德写道：“我读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通论类著作越多，对其印象就越淡。”³ 针对艾伦、布坎南与科尔伯格合著的这本书，罗斯巴德特别评价道：“无论是其技术性的经济分析，还是偏政治经济学的章节，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罗斯巴德认为，该书在诸多政策分析方面存在缺陷，例如对周期性经济不稳定与失业、金本位制、垄断、公用事业监管、公共产品、对外援助，以及出于平等目的的税收政策等议题的分析。在讨论完该书的政治经济学层面内容后，罗斯巴德得出如下结论：

“我认为有一点必须强调：这本书让我深刻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的哲学立场——即认识论——存在根本错误，会导致多么严重的问题。该书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薄弱、混乱且矛盾的实证主义：只要某些错误假设具有一定‘预测价值’，就愿意加以运用。正是这种破坏性的实证主义态度——‘反正假设不一定非得真实或符合现实，所以理论无需严谨’——贯穿全书，最终毁掉了这本书。”⁴

罗斯巴德还向比尔利举例，说明这种“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如何削弱了布坎南等人的技术性分析⁵。该书作者构建了一条“固定需求曲线”，即一条完全无弹性的垂直需求曲线。他们认为，这条曲线可与“固定供给曲线”相对应——经济学家在分析“卖方对商品无使用价值、且商品要么易腐烂，要么预期未来价格为零”的短期市场时，通常会合理运用固定供给曲线。为了举例说明垂直需求曲线的构建，布坎南等人假设了这样一种场景：志愿参军人数不足以满足政府对军人的固定需求，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征兵来补充差额。

罗斯巴德首先指出，通过征兵强制服兵役，本身就与经济学中的“需求”概念相悖。即便认可作者“可用供需模型分析征兵问题”这一前提，罗斯巴德仍认为他们的结论十分荒谬。

罗斯巴德用以下例子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假设政府希望军队征兵10万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潜在征兵对象仅为6万人。这意味着供给曲线会在垂直需求曲线左侧形成垂直段，两条曲线因此永远不会相交，也就无法得出确定的价格或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交换行为。正如罗斯巴德对比尔利所言：“那么根据作者自己的前提，军队里不会有任何人服役，这显然是荒谬的。”⁶

有趣的是，在给比尔利写这份备忘录之前，罗斯巴德曾致信布坎南，希望对方澄清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类似的例子：

“假设我们认可政府的需求曲线在‘10万人’处垂直，那么再假设即便通过征兵，也最多只能征召到6万人——比如剩下的4万人要么因体检不合格（4-F级，指不符合 military service 条件）被排除，要么死于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会在‘6万人’处垂直……我们难道要得出‘不存在任何交换行为’的结论吗？难道要认为‘没有人参军’吗？这显然是荒谬的。”⁷

布坎南的回复很有启发意义。他承认罗斯巴德的观点——即该分析会得出荒谬结论，但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为自己有缺陷的模型构建辩护。布坎南写道：

“你的信指出了过于刻板地运用我们诸多分析工具的局限性。你说得很对，在你的假设下，固定需求模型往往会导出荒谬的结论。但所有基于极端假设的分析，情况都是如此……归根结底，固定需求与固定供给模型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分离出某些影响因素；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模型本身也可用于预测。”⁸

布坎南还将“固定需求案例”与“固定供给案例”进行对比——“许多教科书用固定供给模型来解释租金管制问题”。倘若布坎南像罗斯巴德那样熟悉相关文献，读过威克斯蒂德的著作，甚至了解同时代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观点⁹，他就会意识到，这两个案例完全不具可比性：垂直供给曲线在经济分析中既符合现实，又具备实用价值，不会导出荒谬结论。无论如何，布坎南最终给出了一个牵强的解释：“我只是尝试反过来运用（固定供给曲线的分析逻辑），而征兵这个例子，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勉强合适的例证。”

罗斯巴德与布坎南的这段交流表明，罗斯巴德深入钻研技术性经济理论，而这些理论始终指导着他的政治经济学立场¹⁰。

这段交流还体现出，罗斯巴德热衷于捍卫经济理论：不仅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学派那种强硬的实证主义，也反对布坎南等经济学家随意接纳的“矛盾实证主义”——这些经济学家愿意构建或接受有缺陷的理论模型，只因认为它们具有“预测价值”。

¹ 关于经济学中门格尔式因果实在论传统，可参见约瑟夫·T.萨勒诺（Joseph T. Salerno）的《米塞斯〈人的行动〉在现代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Mises’s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载于《奥地利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第2卷第1期（1999年春季号），第35-65页。

² 克拉克·李·艾伦、詹姆斯·M.布坎南、马歇尔·R.科尔伯格合著：《价格、收入与公共政策》（Prices, Income, and Public Policy）第2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1959年。

³ 默里·罗斯巴德：《批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未命名信件》（Untitled Letter Critical of Chicago School Economics），收录于戴维·戈登（David Gordon）主编的《绝密：默里·N.罗斯巴德的沃尔克基金会私人备忘录》（Strictly Confidential: The Private Volker Fund Memos of Murtay N. Rothbard），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10年，第295页。

⁴ 同注3，第298页。

⁵ 同注3，第299-300页。

⁶ 同注3，第300页。

⁷ 默里·N.罗斯巴德：《致詹姆斯·布坎南的信》（1960年1月25日），罗斯巴德档案馆，档案盒编号DC24，档案编号002。

⁸ 詹姆斯·布坎南：《致默里·罗斯巴德的信》（1960年1月28日），罗斯巴德档案馆，档案盒编号DC24，档案编号002。

⁹ 菲利普·H.威克斯蒂德：《政治经济学常识及论文选》（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Selected Papers），2卷本，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公司（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33年，第1卷第213-238页，第2卷第493-526页、第784-788页；肯尼斯·鲍尔丁：《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s.），1947年，第51-80页。

¹⁰ 关于罗斯巴德对当代经济文献的精通，以及他在构建因果实在论经济学的技术性理论体系方面的成就，可参见约瑟夫·T.萨勒诺为默里·N.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经济学原理论著》（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学者版第2版撰写的序言，阿拉巴马州奥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9年，第xix-l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