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纳森・纽曼 乔纳森・纽曼
日期:2025年8月21日
本文改编自2025年5月17日在米塞斯研究所“战争修正主义历史会议”上发表的演讲。
现代美联储最核心的神话之一,便是其所谓的“独立性”。这种观点认为,美联储始终专注于国会赋予它的“双重使命”,不受政治、总统或财政部施压的影响——即便财政部要求压低政府借贷成本,美联储也不会妥协。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近期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表示:
“总体而言,美联储的独立性在华盛顿、在国会(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得到了广泛理解与支持。关键在于,我们能够自主制定决策,且决策的唯一依据是我们最深入的思考、对数据最全面的分析——即如何尽可能实现‘双重使命’目标,从而为美国民众服务。这是我们唯一会做的事,绝不会受任何政治压力影响。”
当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美联储将“双重使命”中“物价稳定”的含义解读为:应以各类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将年度物价通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水平。由此可见,美联储在设计上通过掩盖政府支出成本,为华盛顿的政治机器提供支持。它服务于政府,而非美国民众。
一、美联储“独立性”的虚构历史
美联储历史学家将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Treasury-Fed Accord)视为美联储摆脱政治压力的“分水岭事件”。他们声称,二战后美联储厌倦了为财政部维持低利率,在朝鲜战争期间坚决反抗,最终挣脱了财政部的控制。
(一)官方叙事
官方叙事如下:二战期间及战后,财政部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将短期国债利率固定在0.375%,长期国债利率固定在2.5%。美联储官方维护的网站“联邦储备历史网”()上,杰西·罗梅罗(Jessie Romero)在关于《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的文章中提到:“固定利率的目的是……让联邦政府能以更低成本为债务融资。”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不得不大量购买政府债券;而由于美联储购买债券的资金源于“印新钱”,这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1947年6月的同比物价通胀率达到17.6%,1951年2月更是升至21.0%。
罗梅罗接着写道:“随着通胀加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坚定认为,继续固定利率将引发恶性通胀。那一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多次尝试提高短期利率,但均被财政部成功阻挠。”经过一系列会议(部分会议有杜鲁门总统亲自参与),以及反映财政部与美联储矛盾的公开声明后,“美联储告知财政部,自1951年2月19日起,将不再‘维持现有利率水平’”。
1951年3月初的一次会议促成了这项著名协议。当时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John Snyder)正在住院,因此由副部长威廉·麦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代表财政部参会;美联储方面的代表则是温菲尔德·里夫勒(Winfield Riefler)、罗伯特·劳斯(Robert Rouse)和伍德利夫·托马斯(Woodlief Thomas)。罗梅罗称,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折中方案”,并发表公开声明称,在“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方面达成了完全共识”。
罗梅罗总结道:
“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份声明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该协议标志着政府证券自由市场的开端——这一市场延续至今……最重要的是,通过确立央行在财政事务中的独立性,该协议为现代货币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叙事漏洞
官方叙事的一大关键漏洞在于:1951年3月那场关键会议中,没有任何一位“美联储独立性支持者”参会。马瑞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在1934年至1948年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杜鲁门总统未再次任命他),曾公开表态支持美联储独立。但这一立场对他而言是“反转”——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他曾积极为政府赤字融资。笔者猜测,埃克尔斯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与杜鲁门总统存在个人恩怨。1948年杜鲁门任命托马斯·麦凯布(Thomas McCabe)为美联储主席后,埃克尔斯仍留在美联储理事会任职。
托马斯·麦凯布同样公开支持美联储独立,却也未出席那场著名会议。麦凯布是这场“博弈”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宣布美联储“不再愿意维持现有利率水平”。然而,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麦凯布的观点并未得到美联储官员的共识——甚至可能未获得多数支持。1951年2月8日,杜鲁门总统在与美联储官员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多数理事会成员支持我”,这一表述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由此可见,麦凯布和埃克尔斯是美联储独立性的“孤独支持者”。他们或许在美联储内部有少数盟友,但两人均未代表美联储参与《财政部-美联储协议》谈判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质疑:“美联储独立性”是否真的是那场会议的议题之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联储的参会代表(劳斯、托马斯、里夫勒)支持美联储独立;事实上,更多证据显示他们持相反立场:里夫勒曾倡导为二战需求将美国整体经济“国有化”;劳斯此前则恢复了美联储的回购协议授权——这正是美联储在一战期间帮助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
二、《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究竟达成了什么?
这场会议本身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尽管财政部与美联储均发表声明称“达成完全共识”,但具体细节模糊不清。协议内容包括:美联储同意实施某些临时性利率固定措施;财政部同意将票面利率2.50%的可交易债券,替换为票面利率2.75%的不可交易债券(即美联储无需购买这类债券)。另有记载显示,“美联储承诺,仅在获得财政部许可的情况下才会提高贴现率;而除非出现‘极具说服力的情况’,财政部几乎不会批准”。
协议达成后,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在国会听证会上追问细节。以下对话摘录自A.杰罗姆·克利福德(A. Jerome Clifford)1965年出版的《美联储系统的独立性》(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艾伦·斯普劳尔(Allan Sproul)表示: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认同某位证人暗示的‘这是美联储打赢的一场战役’——即便它真的赢了一场战役,政府也总会赢得整场战争。我想说,央行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战役’。这只是财政部与美联储系统之间的意见分歧,双方都代表政府。你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胜利’,但不能说是‘打赢了一场战役’。”
随后,道格拉斯追问财政部长斯奈德,对话如下:
“道格拉斯:谁来决定利率?
斯奈德:先生,这个问题总会经过非常慎重的讨论。
道格拉斯:最终决策权在谁手中?
斯奈德:从法律上讲,最终决策权只属于一个机构——财政部。
道格拉斯:那么,当财政部做出决定后,美联储是否应该购买足够多的债券,以确保债券能按财政部设定的利率成功发行?
斯奈德:我认为我们能通过合作解决。
道格拉斯:‘合作’是个美好的词,但它就像一件大衣,能掩盖各种各样的现实。”
事实上,协议达成后,财政部与美联储官员频繁使用“合作”与“协调”这类词汇——就像一群罪犯在接受警方问询前,统一了口径。
道格拉斯还询问了刚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切斯尼·马丁:若美联储与财政部“意见相左”,该如何处理?马丁回应:“目前我只能说,我们会围坐在桌前,反复商讨直到达成共识。”
三、协议的实际结果
1951年3月《财政部-美联储协议》并未赋予美联储独立性,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协议达成后的事态发展。
几天后,托马斯·麦凯布提交了一封辞职信——罗伯特·L.赫策尔(Robert L. Hetzel)与拉尔夫·F.利奇(Ralph F. Leach)在2001年《经济季刊》(Economic Quarterly)的文章《财政部-美联储协议:新叙事解读》(The Treasury-Fed Accord: A New Narrative Account)中,将其描述为“充满怨气的辞职信”。随后,杜鲁门总统任命马丁为美联储主席。无论麦凯布是被杜鲁门“逼退”,还是因对协议成果(或未达成的成果)不满而主动辞职,“协议确立了美联储独立性”的说法都站不住脚。此外,埃克尔斯也“认输退场”,在三个月后从美联储理事会退休。
赫策尔与利奇指出:“美联储理事会工作人员和华尔街对马丁的任命最初反应是:美联储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也就是说,美联储虽摆脱了财政部,却又因财政部‘安插自己人’而重新被掌控。”1951年杜鲁门总统任命财政部副部长(即代表财政部参与那场著名会议的人)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一事实让“美联储在1951年实现独立”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一)马丁是否彰显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美联储独立论”的支持者称,威廉·麦切斯尼·马丁是“助力美联储展现实力、确立独立机构地位”的主席。尽管马丁曾公开支持美联储独立,但他也发表过与之矛盾的言论。例如,1955年他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采访时,有如下对话:
“问:美联储有义务帮助政府为赤字融资吗?
答:有。
问:这一义务的依据是什么?
答:因为我们是政府的一部分。”
美联储主席称“美联储有义务帮助总统及其财政部为赤字融资”——这与“独立性”完全相悖。马丁还表示:“我们有责任确保货币与信贷政策,能与政府其他活动相协调”“我们在决策时,绝不能忽视财政部的需求”。他甚至否定“美联储与财政部应相互独立”的观点,反而主张二者之间应是“带旋转门的隔墙”。
协议达成十余年后的1962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致信马丁称:“(财政部长)狄龙与您都提到,去年财政部、美联储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我对此表示认同。”
美联储与总统政府(包括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同样与“美联储独立”的说法背道而驰。
1963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再次任命马丁为美联储主席时表示:
“马丁先生在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中给予了有效合作,我期待未来能继续保持建设性的工作关系。正如大家所知,美联储系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完全独立机构,但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与政府经济部门(尤其财政部)、总统之间,必须建立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我完全信任马丁先生,期待未来能与他及理事会的同事们继续合作,共同推动美国经济走向更强盛。”(重点为原文所加)
这段表述体现了至今仍存在的“美联储所谓独立性”的话术矛盾:肯尼迪既承认美联储的“独立性”,又同时赞扬美联储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
最能反驳“马丁是美联储独立捍卫者”这一神话的证据是:马丁曾支持肯尼迪提出的“让美联储主席成为总统内阁正式成员”的计划。肯尼迪提议,将美联储主席及理事会成员的薪资提高至内阁成员水平,让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与总统任期同步,并要求美联储主席向总统汇报工作。《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关于该提议的文章称,“无需担心美联储因与政府其他部门协调工作而失去独立性——美联储从未拥有过‘不顾其他部门行动、独自推行政策’的自由,未来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自由”。文章还指出,美联储理事会其他成员也认可该提议的益处,并认为这将是美联储与政府“合作记录”的顶峰。
(二)“合作”的言行一致
行动胜于言语。“美联储独立论”的支持者将20世纪50年代的低通胀视为“美联储摆脱财政部控制”的证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1953年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厌恶通胀。罗伯特·温特劳布(Robert Weintraub)在对1951-1977年货币政策的统计分析中得出结论:“货币政策的主导力量是总统”,且“历史记录显示,每届政府的货币政策,都与总统的经济金融目标及计划高度契合”。
这种“契合”一直延续至今。若将政府支出、赤字、债务的任何衡量指标,与美联储历年的货币政策及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高度相关:每当政府需要借贷,美联储总会准备好“印新钱”购买更多政府债券。
这种相关性在危机时期尤为明显:危机期间,联邦政府的规模与职权大幅扩张,而美联储总会通过低利率、印钞和购买债券来“配合”。
此外,马丁所说的“隔墙上的旋转门”至今仍在运作:财政部长与美联储主席定期会面;从历史上看,成为美联储主席的最佳路径,要么是在财政部担任要职,要么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
- 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曾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和副部长;
- 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后,分别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财政部长;
-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均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曾担任财政部金融分析办公室主任及财政部货币事务副部长。
四、美联储应当独立吗?
显然,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并未让美联储获得独立,但我们尚未讨论一个问题:美联储是否“应当”独立?答案是,对美联储而言,最佳结果是被“废除”;最糟糕的情况则是美国政府废除现金、推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这将彻底消除公众对“垄断银行体系”和“政府通过货币通胀掠夺资源”的最后一道制约(即便这道制约本就薄弱)。
在“废除”与“推行央行数字货币”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对各类制度安排和货币政策进行排序。当前的制度安排,只是“口头上的独立”——这让美联储与总统政府得以上演一场荒谬的“互相指责”戏码:特朗普总统可以称鲍威尔主席“愚蠢”,将经济不佳归咎于美联储;而鲍威尔则用美联储典型的“委婉话术”表示,联邦债务正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他们会演绎出激烈的言辞冲突(比如特朗普威胁解雇鲍威尔,而鲍威尔坚称特朗普无法律权力这么做),但这只是“次要情节”,是转移注意力的烟雾弹——用职业摔跤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剧情表演”(kayfabe)。同样,一些“权威人士”幻想美联储与其他央行存在更大矛盾,进而错误地认为美联储在“维护美国利益”。
央行的本质,是联邦政府的“印钞机”。它让政府能够“掠夺资源”——其程度远超仅依赖税收的情况。“双重使命”的“平衡术”,给人一种“美联储在努力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错觉,但这只是假象。美联储真正的“平衡术”,是在代表联邦政府尽可能多地通胀的同时,避免引发金融危机、高失业率、民众不满的物价上涨等负面政治后果。他们假装“通过公共服务规避这些货币操纵的必然结果”,但这一切都是公关手段和政治游戏。
“美联储明确依赖政府”反而更好:这会撕下“中立”的伪装,让普通人看清谁该为高物价和经济周期负责——是美联储,还是联邦政府?答案是:两者都是!
美联储“独立性”的空话,就像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袍——看似象征着客观、专业与神圣,但内里全是政治。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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