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乾    

日期：2025年8月27日

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思维，既催生了对市场效率的幻想，也衍生出“有为政府”的干预主张。本文指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这一看似对立的二分法，实则是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框架的必然产物。若要缓解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担忧，在认知层面或许需要先摒弃“市场无所不能、可充分实现效率最大化与福利最优”的有效市场迷思。

一、新古典经济学均衡框架下的有效市场推论

芝加哥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推向成熟，使其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以“市场均衡”为核心基石，聚焦于均衡状态下资源配置的福利效应分析。在均衡模型的假设中，经济系统不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需要企业家来承担不确定性。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前提，是对资源的私人控制权与收益权得到保障，因此均衡框架不仅无需企业家角色，更无需讨论产权与制度安排，最终形成了一个脱离现实不确定性、无关个人风险承担能力和创造力、规避产权保护与安排等制度议题的理论体系。

依托这一框架，理论研究者可分析高度理想化假设下的资源配置状态：在均衡设定的理想场景中，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始终相等，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优。由此，新古典均衡框架推导出核心结论：无需依赖制度安排，无需讨论产权关系，市场天然具备效率优势，能够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新古典的理论语境中，研究者仿佛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他们置身于经济体系之外俯瞰全局，既知晓资源有效配置的精准条件，也能预判参数变动对均衡状态的影响，甚至掌控资源配置效果的走向。换言之，理论家在模型中化身为“经济体系之神”，对无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拥有近乎绝对的预测能力与调控话语权。

二、有效市场与现实的背离催生了有为政府主张

当经济学家发现，均衡框架的推论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存在显著偏差时，理论修正的方向并非重构框架，而是对模型进行“局部修补”。当研究者意识到新古典模型忽略了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时，出于对均衡框架逻辑自洽性与理论完美性的维护，他们选择通过调整假设条件，将这些“背离现象”重新纳入原有理论体系，而非打破均衡模型本身。

然而，均衡框架的核心逻辑并未改变——在引入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变量后，若要继续维持“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仅靠市场自身已无法满足条件，必须依赖一个外部力量的介入，来修补市场的不足。因此，尽管新古典原始模型未提及国家或政府，却隐性预设了一个拥有强大干预能力的外部主体，将其作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工具。而在现实语境中，这个被理论家寄予厚望的外部力量，自然指向了国家与政府。

在均衡框架的推演中，理论家凭借“经济系统上帝”的视角，将政府视为可操控的工具——仿佛只要设计出能力足够强、行动力足够积极的“有为政府”，就能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外部性矫正等现实难题。其潜在逻辑是：只要政府官员采纳理论家的政策建议，社会就能向福利最优状态迈进。这种认知既契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理想情怀，成为推动他们参与政策讨论的动力，却也在无形中禁锢了思想自由，使其陷入“理论可指导现实”的理想化困境。

三、现实世界的困境：国家与理论家的认知错位

真实世界中的国家力量，并非理论家模型中可随意操控的工具——它既能提供公共品、维护公共秩序，也可能抑制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国家本质上是多元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其行为方向、干预力度并非由单一理论决定。理论家既无法全面认知国家运行的复杂逻辑，也无法预测或控制国家力量的演化轨迹。

唯一可预判的趋势是：国家作用范围的扩大，必然伴随社会资源汲取需求的增加。通过税收、行政罚没、资源垄断等方式，国家会占据更多社会资源，同时以“提供公共品”为名义不断强化自身能力。但当资源汲取超出合理限度时，社会从公共品中获得的收益，将远不及私人产权受损所造成的整体经济损失。遗憾的是，理论家的模型往往聚焦于国家提供公共品的正面效应，却忽视了国家强制力对产权制度的潜在破坏。

此外，理论家对“国家提供公共品”的期待，本质上源于理论框架对“根本不确定性”的排斥——由于模型中不存在真实的不确定性，个体的作用也被弱化。新古典理论虽宣称建立在“代表性个体”的微观基础上，实则忽略了现实中个体在不确定性下的自发探索能力，更无视了企业家在创新、风险承担中的核心作用。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一个后果：研究者越沉迷于模型推演，对现实中个体自发行为的信任度就越低，进而越强调政府在解决贫困、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平抑经济周期中的主导作用。典型案例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精英依赖症”——部分学者幻想通过建立独立央行，依靠“拥有神秘智慧的中央银行家”（如曾被过度神化的格林斯潘）操控货币发行，实现经济周期的平稳；或寄望于“全能财政部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

但现实的真相是：理论家与政治精英并非“神”，也不具备“上帝之手”的操控能力。他们不应高估自身思想对国家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力——相反，包括理论家在内的每一个个体，都时刻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若理论家无法区分“自身观念中哪些是国家与社会的灌输、哪些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哪些是基于经验反思的认知”，又怎能期望国家的行为会天然契合其模型假设？

四、接纳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重构对市场与政府的认知

真实世界的市场本就不完美：不确定性与外部性无处不在，既没有足够的数据与样本供个体精准决策，世界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不确定状态中。我们对事件的概率分布及其演变往往缺乏根本认知，甚至不具备贝叶斯推断（通过新信息更新概率判断）的可行性——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通过历史数据与统计分析预测未来”的确定性路径。没有人（包括专家）拥有预测未来的“神性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优方式，实则是分散决策、鼓励个体试错。

外部性同样是真实世界的常态：被动接收的影像与思潮、街头的汽车鸣笛声、传染病的传播、工业污染、气温波动……这些都是自然与社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多数外部性并不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有些无需刻意干预，有些则不值得投入过多资源去消除。例如，我们不会为了预防普通感冒的传播而禁止所有人际接触与市场交易，也不会为了杜绝蚊虫叮咬而消灭全球所有蚊子。

公共品的供给同样无需“全覆盖”：我们不应动用纳税人的资金，为人口稀少的偏远山村修建高速公路，也无需为所有小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接纳“外部性无处不在”的现实，接受“无需事事追求‘问题解决’”的理性态度，尊重私人财产权的核心地位，承认“产品稀缺是经济常态”，才能真正理解：无需追求政府“全能有为”，公共品的供给也应遵循适度原则。

五、摒弃上帝视角：重识个体力量与企业家精神

当人们放下对“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执念，对“政府修正市场以实现最优配置”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当社会不再期望市场或政府解决外部性和公共品供给的问题，私人财产权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保护，民间社会的活力才能真正释放——个体与家庭会以更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解决自身面临的生活与发展问题。例如，若东北寒冷气候导致经济活力不足，解决方案未必是政府投入巨资打造“恒温城市”或研发“人造小太阳”，而可能是尊重个体选择，让民众通过“北人南迁”自主探索新的生活与发展路径。

放弃新古典的均衡框架，摒弃“追求效率最优市场”的幻想，摆脱“资源优化配置”的上帝视角，才能卸下理论家的精英情怀与认知自大。以谦卑的态度接纳真实世界交易成本的客观存在，承认国家干预的能力边界，正视外部性和公共品缺乏的普遍现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社会中每个真实的个体，看见他们为解决自身问题而迸发的创造力，以及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中不断探索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