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瑞安·麦克马肯

日期：2021年10月6日

在澳大利亚刊物《象限》（Quadrant）上发表的一篇见解深刻且内容详实的文章中，经济学家沃尔夫冈·卡斯珀（Wolfgang Kasper）探讨了奥地利学派对“知识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卡斯珀就知识的“分散性”与“专业性”特征提出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观点。但遗憾的是，他在后续论述中偏离了方向——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抬到了过高的位置。

事实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知识，资本积累、低时间偏好与企业家精神才是核心所在。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卡斯珀首先对“知识的定义”及“奥地利学派对知识的认知贡献”进行了翔实阐述：

“我有幸与伟大的经济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以及他的挚友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1902–83）、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00–95）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94）建立了私人联系。这些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为我厘清了‘知识’这一抽象且多维度的概念，也让我明白它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知识’，在我看来，是由‘经过检验的实用理念’构成的——这些理念能帮助人们实现多样化、动态变化且复杂的个人目标。新的信息片段会通过理性思考与实践检验，逐步整合为相互关联的理念体系，而这一体系便是知识。这些信息必须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且需在环境变化时做出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知识储存在无数个体的大脑中：部分知识会通过教科书、研究报告、技术手册、统计数据、法律法规文件、实用指南或YouTube教程等形式记录下来，供他人获取；还有大量宝贵知识被融入资本品之中。”

理解知识的另外两个关键要素，在于其“分散性”与“交换的重要性”。卡斯珀继续写道：

“奥地利学派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分散且专业的知识，通常能通过个体间的自愿协作实现最大化利用。而这种协作依赖于信任，以及能增强信任的规则（即制度）——例如法治、支持个人产权交换的自由市场。从这些富有启发的‘奥地利学派’导师身上，我认识到：知识与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一样，都是生产要素。”

此外，以“人力资本”形式存在的知识，还能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结合，提升生产效率：

“知识（或‘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能够缓解资源稀缺问题。事实上，人类漫长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知识不断积累，推动物质资本升级、自然资源开发深化、劳动力赋能，进而克服或至少减轻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过程。”

然而，卡斯珀在得出以下结论时，论述开始出现偏差：

“因此，自1945年以来，知识一直是全球经济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新知识的出现，让土地得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升（如绿色革命）；新发明的诞生，让新自然资源得以利用，也提高了能源与资本品的使用效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也随之提升……”

但在这些案例中，知识真的是关键因素吗？

许多奥地利学派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中写道：

“人们常认为，生产受‘技术水平’（即技术知识）限制，因此技术进步会立即体现在生产活动中。诚然，技术确实是生产的‘上限’——没有相应的技术知识，任何生产过程都无法开展。但相比之下，资本是更严格的限制因素。从逻辑上显然可知：资本无法突破现有知识的限制开展生产，但知识完全可能在缺乏‘将其付诸实践所需的资本’的情况下存在。因此，技术及其进步在投资与生产过程中并不直接发挥作用；技术虽重要，但必须通过资本投资才能产生实际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最显著的‘资本节约型发明’（如石油钻井技术），也必须通过储蓄与投资获得资本后，才能投入使用。”

具体而言，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社会都在以不同形式重视“知识”。但正如罗斯巴德所解释的：

“（欠发达国家）真正缺乏的，并非对西方技术方法（‘技术诀窍’）的了解——这些知识很容易习得；传授知识的服务（无论是通过面对面教学还是书籍），也很容易获得回报。它们真正缺乏的，是将这些先进技术付诸实践所需的‘储蓄资本’。”

也就是说，储蓄与投资才是关键因素，而非知识。正如罗斯巴德所指出的，时间偏好在其中更为核心：

“企业家对‘更长周期、更高物质产出效率的生产过程’进行新投资，本质上是从‘一系列早已存在但因时间偏好限制而无法使用的生产过程’中选择的结果。时间偏好降低、纯利率下降，意味着投资者可支配的储蓄资本增加，进而使得‘更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得以推进——投资的时间限制被削弱了。”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时间”，而卡斯珀并未提及这一点。积累储蓄与资本需要时间，研发作为“创新与知识成果”的技术工具，同样需要时间。

这一问题中，另一个重要变量是企业家精神。卡斯珀在文中多处间接提及这一点，他指出：

“当人们受好奇心或自身利益驱动，独自或通过协作冒险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时，一个群体所拥有的知识储备便会增长。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进取心、风险承担、信任、独立与竞争的社会环境，始终有利于知识的积累。”

但在这种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并非“知识储备”，而是经济增长的“实际实现机制”。兰德尔·霍尔科姆（Randall Holcombe）解释道：

“研发活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是‘创造更多机会、发现现有机会’的系统性方式；哈耶克所强调的‘特定时空下的知识’，也能在发现企业家机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如果仅关注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进步，就会完全忽略‘创新实现的核心机制’。这些投资或许能为‘寻找企业家机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但真正推动经济增长、为更多企业家发现机会奠定基础的，是‘企业家抓住机会的行动’。”

换言之，此处的关键投入并非单纯的“知识”，而是“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资本源于储蓄与低时间偏好，企业家精神则负责将资源投入高效生产。单纯追求“知识”，意义甚微；真正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的特定知识”。

这一观点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从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依赖“技术水平高超的劳动力”。尽管卡斯珀警告称“教育水平低的移民会降低劳动力质量”，但利普顿·马修斯（Lipton Matthews）近期指出，实证研究表明“受过学校教育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关联”。

此外，冷战时期曾被频繁提及的“知识差距”问题，在当前美中“新冷战”背景下，再次受到关注。卡斯珀正确地指出“西方在科技领域仍领先中国”，但他似乎坚持“若中国全力发展知识型经济，就能在经济增长与活力上超越西方”的观点。这一结论的成立，必须以“忽视时间、低时间偏好与储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前提。

正如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指出的：中国在这方面远未超越美国——这也意味着西方整体仍保持优势。即便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于美国，或社会整体时间偏好低于美国，美国经济仍坐拥“数十年积累的巨额财富”。贝克利指出，时间是关键因素：即便中国保持更高的增长率，也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积累起与美国相当的资本。此外，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完全无法与美国“活跃的企业家活动”相比。对中国而言，遗憾的是：知识永远无法替代时间、储蓄与企业家精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型人口”毫无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解储蓄、投资与私人产权重要性”的知识型社会，更有可能最终积累更多资本。但如果没有实际的储蓄行为与低时间偏好，即便知晓这些因素的优势，也无济于事。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