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弗里德曼

日期：2024年5月20日

我父母养育孩子的核心原则，是家庭中每个人在智力层面的平等地位。在家庭预算问题上，我和妹妹没有投票权，毕竟挣钱的不是我们。但一旦出现分歧，争论的焦点永远是谁的论据更充分，而非谁的年纪更大。多年后，我听闻一位我向来敬重的老者，对一个与其意见相左的孩子说，不要反驳长辈。我震惊不已，这话在我听来如同异端邪说，近乎亵渎。倘若长辈错了，你当然有理由反驳，就如同你犯错时，他们也会反驳你一样。我认为那位老者在争论中或许是正确的，但这更应成为拿出证据或论据的理由，而非凭借身份压人。

大学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认识的某人在科罗拉多州遇到我和父亲滑雪，那时我大概 13 岁。据那人描述，我们一路上都在争论，而且我赢了一半。前半部分描述得还算准确，但我觉得自己的胜率其实没那么高。

我妻子常引用 “不要带着未解决的争论上床睡觉” 这句建议，以此证明人们混淆了 “争论” 和 “争吵” 的概念。我和父亲之间并非争吵，而是一场思想的交流，这也是我成长教育的一部分，对父亲来说亦是如此。

多年后，我读到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一书。这本书起初是为左翼经济学家辩护，反驳右翼经济学家，后来演变成对所有经济学家的辩护，反对左右翼政客滥用他们的思想。书中提到，我父亲是个出色的辩论家，但有时会走捷径，依据自己期望的结论而非事实来选择论据。我给克鲁格曼写了封信，告诉他，作为与米尔顿・弗里德曼辩论的 “世界顶级专家”，我认为他说的不对。

01 影响

我讲这个故事，并非要证明克鲁格曼错了——我只是陈述观点，而非提供证据——而是想举例说明，我所描述的养育方式对我的影响。克鲁格曼是著名经济学家，我与他素未谋面，也不认为他了解我，但他写的内容我认为有误，所以我就告诉他。如今电子邮件的好处之一，就是让这种与陌生人争论的事变得比以前更容易。

我高中的驾驶培训教材称，两辆时速 50 英里的汽车迎头相撞，对每辆车造成的影响，等同于以 100 英里的时速撞上砖墙。我给出一个简单的证明，表明这不可能正确，并拿给老师看。老师回应说他也不清楚，但教材就是这么写的；我们决定去问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坚持教材是对的，既不回应我的证明，也不阐述自己观点的依据。我至今仍遗憾，在我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没能再遇到他，告诉他，按照他以学历而非论据来判断对错的标准，他现在错了。

多年后，人口委员会主席想看看，政治光谱中支持市场一派的人如何看待人口增长问题，便请我就此写篇文章。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人口增长是坏事，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事，大多数对此有看法的人都觉得，穷国贫困的原因之一是人口过剩，如果人口继续增长，情况会更糟。

我试图估算与人口增长相关的正负外部效应，即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会让其他人生活变好或变差的方式。最明显的一点，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和其他资源就会减少，但这并非外部效应，至少在市场经济中不是；孩子出生时手里不会攥着世界资源人均份额的地契。如果他想要土地，就得自己或父母去买，这并不会让世界其他人的情况变差。我试图估算这些外部效应的规模，最后得出结论，我无法精确到判断总体效应是正还是负。作为对正统观点存疑的验证，我计算了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即面积除以人口。人口密度最高的五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欧洲富国，还有三个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些迅速致富的 “穷国（地区）”。人们认为是人口问题典型的印度和中国，虽人口众多，但面积也大，所以人口密度并不高。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穷国人口持续增长，却变得更富裕，饥饿问题也有所缓解，这与正统观点的预测相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对正统观点的质疑方式。当气候变化取代人口增长，成为所有权威都坚称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的迫在眉睫的灾难时，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我们夏天常去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房子。我的任务是每隔一两周修剪草坪，草坪面积很大。大概十几岁时，我开始对修剪草坪心生不满。思考一番后，我觉得这确实不公平；想想母亲花在操持家务上的时间，以及父亲为养家工作的时长，我这活儿轻松多了。我意识到这种不满源于青春期，而非待遇不公，于是我告诉父亲我的想法毫无道理，以防在与他相处时表现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一方面让你不太容易被蹩脚的论据说服，即便提出者地位尊崇；另一方面，也让你更愿意被有力的论据影响，即便其他人都没这么说。

02 第二代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生活，都教会你 “显示性偏好” 原则：相信人们的行为，而非言语。我如实描述自己对成长方式看法的最佳证据，就是我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

我儿子出生后不久，我的第一段婚姻破裂；他主要由母亲和继父抚养，但长大一些后，夏天会和我与我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度过。我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努力效仿父母的教育方式。有一次，儿子表达了对某件事的看法，我们其中一人问他依据是什么。他回答说这只是个人观点，为什么非得有依据？我们中的一人回应道，如果他没有理由，为什么期望别人对他的观点感兴趣。

他说其他父母并不要求他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理由。我们中的一人，我想是我妻子，问他，当其他父母制定规则时，是否觉得有必要给出理由。他说没有。那我们呢？我们会。她问他更喜欢哪种方式，是父母和孩子都无需给出理由，还是双方都需要。他选择了后者。

新冠疫情爆发时，我正在欧洲进行演讲之旅。小儿子给我发邮件，催促我缩短行程回家隔离。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予理会，我活了七十多年，从未见过危险到要取消演讲的疾病。儿子指出这次情况不同。他的论据正确，我的不对；我取消行程，飞回家，直到疫苗问世前都处于隔离状态。

有时，孩子应该在争论中获胜。

我成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父母曾问我，他们要是按照祖辈的宗教，也就是犹太教的方式养育我，会不会更好。我回答说，我更喜欢他们以自己相信的东西来养育我：18世纪的理性主义，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信仰体系。

03 一则经济学轶事

我们住在芝加哥，外祖父母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们。坐火车需要三天两夜。普尔曼卧铺票价很贵，父母打算在座位上凑合，但愿意给我们买卧铺票。

父亲让我和妹妹自己选择。可以要卧铺，也可以坐着，并把卧铺票的钱加到零花钱里。我们俩都选择了钱。

乍一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简单，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常见论点的一个特例。但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明白，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并非所有成本都由我和妹妹承担。小孩子睡眠不足会变得烦躁，而烦躁的孩子会让父母觉得难以应付。我们的选择存在外部效应。

自己做出选择并观察后果，是很好的教育方式；而教育我们对父母来说也是有益的。所以，或许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外部效应。

这让我想起关于大儿子的另一个故事。我们在波士顿有个朋友，每年都会举办新年派对。起因是她的一位朋友在新年派对后开车回家时遭遇不幸，她便决定举办一个无需开车回家的派对。派对上有美食、交谈、音乐和棋盘游戏。人们睡在沙发上、挤在备用床上或直接睡在地板上，那时我们都还年轻。第二天早上，有人做早餐，派对继续。晚餐是由一位常客做的意大利面和肉酱。第三天我们就回家了。

这是个非常安全的环境，是让孩子体验成年人生活的好地方。我们告诉帕特里，不给他定规矩，他想什么时候睡觉、起床，想怎么安排时间，都随他便。第三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连续两晚不睡觉，他会头疼。

那时他大概十岁。大多数孩子直到上大学才会发现这一点。现实是位好老师。

附言：我突然想到，我的读者中至少有一人也是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抚养长大的。如果他碰巧读到这篇文章，欢迎留言评论，他家的情况与我们家颇为不同。

注：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