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乾

日期：2025年2月5日

近期，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大幅削减美国教育部的资金，甚至考虑裁撤该部门。人们不禁疑惑，教育部作为为民众提供教育这一公共服务的机构，为何会面临被取缔的命运？

美国的教育体系在教育部成立之前便已成熟。殖民地时期，教育的重任主要由家庭和教会承担。1636年，私立性质的哈佛大学创立，成为美国第一所高等学府。此后，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众多知名私立大学也相继诞生。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掀起公立学校运动，各州纷纷通过义务教育法。至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州都设有各自的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门，负责制定本州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以及教师资质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仅是公立学校的主要出资人，还承担着监督和管理学校的职责。由此可见，在1979年教育部成立之前，美国教育主要由州及地方政府负责。

各州教育体系相对独立且各具特色，为学校教育带来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性。以艾奥瓦州为例，因其农业发达，学校课程中融入了大量农业相关知识和实践内容；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科技产业聚集地，计算机科学和创新课程丰富多样，还为移民子女提供专门的英语支持项目；夏威夷州的学校开设了有关当地文化和海洋生态的课程，帮助学生了解本土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马萨诸塞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美国历史和文化相关选修课程；佛蒙特州的部分学校采用“荒野教育”模式，让学生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培养生存技能和环保意识。此外，各州依据自身教育理念和学生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这种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了因地制宜的优势。

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吉米·卡特为争取全国教育协会的支持，承诺建立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1979年，美国教育部正式成立，旨在整合分散于各部门的教育职能和资源，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更好地管理和监督不断增长的教育经费。此后，教育部凭借拨款项目和资助计划，对各州的教育目标、课程标准、评估体系等产生了深远影响。2002年，美国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强调通过标准化考试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和学校教育质量，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问责，并要求各州制定统一的数学和阅读标准。2010年，教育部推动美国几乎走向全国统一课程，迫使各州采用“共同核心标准”及相关考试。然而，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教育部干预各州教育标准的权力。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但却牺牲了教育的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特性。该法案限制了其他科目和教学方法的发展，削弱了各州根据地域经济和文化差异进行教育调整的权利。毕竟，并非所有学生毕业后都会攻读博士或前往硅谷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多数人会在本地就业。农业地区的学校，学生更需要的可能是切身实践，而非过多的高等数学。让少数教育部聘请的专家设计适合所有地区孩子的教学方案，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因此，美国许多地区掀起了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家庭教育（home school）等多种替代公立学校的教育运动。特朗普政府解散教育部的目的，是把中央政府集中的教育权力还给州和地方，让教育因地制宜地满足不同地区基层民众的不同需要。

从经济学视角看，政府在公共品供给领域确有一定的责任担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凭借立法手段或行政管制，对私人供给私人产品的行为加以限制。以教育领域为例，政府设立公立学校，为社会提供教育这一公共品，这固然是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但与此同时，民间自发形成的私塾、民营学校以及家庭教育（home school）等教育形式，同样在教育生态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应该是主要位置，政府不应试图以公立教育取代它们。

从制度演化的视角来看，政府提供的公立教育可能会趋向于形成单一标准，教育内容和模式缺乏多样性，难以激发教育领域的自发探索活力。在这种相对固化的体系下，整个教育生态逐渐丧失了基于个体和市场自发演化所产生的创造力。毕竟，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教育委员会中的少数决策者，对于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和合理秩序的认知，能够超越广泛的社会群体在长期自发实践与演化过程中所自然涌现的秩序。 

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中国教育体系在提升学生语言、数学和理工科等基本素养方面成效显著。但在AI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大量语言和数学能力将被AI助理取代。传统教育专家的信息和经验，能否适应未来社会对创新能力和个性化教育的需求？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既然无人能准确预知未来世界的变化，不妨将教育权力下放给学校，让各地学校依据地方实际情况，自主探索课程科目和评价标准，寻找适应AI时代的教育方案。同时，鼓励新式学校、新式教育理念以及家庭教育模式（home school）的发展，让社会在自发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尝试和改进。毕竟，创新不能够被计划，应对不确定性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样性的自发探索。这就需要对《义务教育法》《学位法》等相关法律进行重大改革，打破行政部门对学校和学位的垄断。在充满不确定性、教育面临重大变革的时代，充分发挥个体和商业组织的创造力与自发演化力量，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