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Inquiry》第22卷第4期（10月），1984年，第593-596页。

一、引言

杰拉尔德·P·德怀尔（小）在本刊近期一篇文章（1982年7月）中，就联邦政府赤字与通胀率之间关系的若干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德怀尔在总结中得出“暂定推论”，即“赤字在决定通胀方面不起作用”——这一推论与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年）的观点直接相悖。本文旨在说明，德怀尔的推论无法得到其分析的佐证。

德怀尔的分析存在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三方面的问题，下文将依次探讨这些方面。第二部分将表明，德怀尔对赤字的衡量混淆了债务货币化过程的原因与结果。第三部分认为，他对赤字与通胀关系的反直觉观点，源于过度依赖比较静态分析模式，而忽视了市场动态分析模式。第四部分强调，德怀尔结论的意义取决于对“原因”一词非同寻常（格兰杰-西姆斯式）的用法。

二、实际赤字：原因还是结果？

在其文章的第一部分，德怀尔提出了一种另类且非常规的赤字衡量方式，模糊了赤字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如果实际利率不受通胀影响，那么政府债务实际价值的变动比实际赤字更适合作为赤字的衡量指标”（第318页）。这种术语上的转换，混淆了构成赤字与通胀之间因果联系的过程和同一过程的最终结果。高赤字可能导致债务货币化，进而推高通胀率，而通胀又会侵蚀债务的实际价值。赤字衡量指标的恰当性，取决于人们关注的是因果关系（此时传统衡量指标更适合）还是最终结果（此时另类衡量指标有其合理性）。

但德怀尔显然关注因果关系问题。他直言，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联邦债务实际价值有涨有跌、次数相当，“这对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年）等人的论点——即这一时期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导致的——的实证基础提出了严重质疑”（第316页）。通过仔细区分原因与结果，这些“严重质疑”是可以得到解答的。布坎南和瓦格纳所讨论的是传统定义上的赤字，这种赤字会促使央行进行债务货币化；而德怀尔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反映的是债务货币化过程的最终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恶性通胀，或许也会提出同样的“严重质疑”。1921年5月《伦敦最后通牒》规定德国需支付约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后不久，德国货币供应量便开始沿着几何增长路径急剧上升。历史记载明确表明，德国为定期支付战争赔款而必须获取固定数额外汇这一义务，是随后出现剧烈通胀的直接原因（格雷厄姆，第8页）。但基于德怀尔所主张的赤字衡量指标进行的分析，会聚焦于实际债务的时间变化曲线。而《伦敦最后通牒》后的12个月里实际债务增速慢于之前12个月这一观察结果，可能会被当作质疑债务与通胀关系的依据。不过，人们将通胀的原因归于战争债务，而将结果主要归于国内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误解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明确区分原因与结果，能提醒我们在研究因果关系时，不应采用德怀尔所主张的衡量指标。

三、比较静态与市场动态

德怀尔将赤字重新定义为债务实际价值的变动，这体现了一个常见的分析错误：未能区分比较静态与市场动态。这一关键区分与原因（市场动态）和结果（比较静态）的区分密切相关。关注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模式，能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德怀尔的研究贡献。

像德怀尔那样，聚焦于连续数年未偿还债券的实际价值，会将分析局限在比较静态模式，从而忽视债务货币化过程以及经济体适应每一笔新增货币化债务的后续市场过程。这些过程构成了市场动态，正是它们导致未偿还债券的实际价值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新增债务。也就是说，债务货币化是市场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一动态使得实际债务数额并未比以往更高。

比较静态与市场动态的区分，有助于调和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种认为央行倾向于配合财政部；另一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暗示这种观点缺乏历史依据。例如，德怀尔称：“尽管在1952至1981年间存在大量赤字，但联邦政府债务并未大幅增加，因为与赤字相关的债券名义增长率常常低于通胀率”（德怀尔，1982年，第317页）。这一说法本身没错，但配合财政部的央行可能既是通胀的推手，也是实际债务水平保持稳定的原因。倘若如此，实际债务大致稳定这一观察结果，并不能作为央行没有配合财政部的证据。也就是说，不能用比较静态的结果来证明不会产生这些结果的动态过程没有发生。德怀尔的实证观察本身虽不能证实布坎南-瓦格纳的观点（即赤字导致货币增长），但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货币化过程，恰恰会产生德怀尔所观察到的通胀与实际债务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未能充分区分比较静态与市场动态并非德怀尔文章所独有。对这两种分析模式的混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关于实际现金余额效应在货币理论中重要性的长期争论（阿奇博尔德和利普西，1958年）。唐·帕廷金通过明确区分“市场实验”（比较静态）和“个体实验”（市场动态）表明，在前者分析模式中不存在实际现金余额效应，并不意味着其在后者中不重要（帕廷金，1965年，第11页及全书各处）。本文的论点与帕廷金的观点相似。

四、因果关系问题

德怀尔进行了一项实证检验，似乎对布坎南-瓦格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且支持“货币创造无法用赤字来‘解释’”这一观点。他借助格兰杰和西姆斯提出的方法，回避了市场动态问题。该方法不对生成文本数据的市场过程的任何特定理论施加限制，而是用矩阵符号将六个不同变量（价格水平、收入水平、名义货币量、利率、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务名义量以及公众持有的债务名义量）中的每一个，都表示为这些变量滞后值的函数。在所有可能的检验中，与本文关联最大的是将货币量作为因变量的方程。判断央行是否倾向于将赤字货币化，是通过观察债务变量的滞后值和同期值的系数来实现的。但如果认真对待德怀尔自己提出的 caveats，其负面的实证结果就不会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关系中“因果关系”的概念。

尽管格兰杰-西姆斯方法没有对德怀尔所选六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施加任何特定的理论限制，但它施加了一个重要的一般性限制：每个变量只与其他变量的同期值或过去值相关，不考虑这些变量预期未来值的影响。由于这一一般性限制，格兰杰-西姆斯方法仅限于识别事后关系。不幸的是，这一方法固有的缺陷在德怀尔的文章及相关文献中却被粉饰为优点，将所识别的关系归为因果关系。但把先发生的事件当作后发生事件的原因，恰恰犯了“在此之后，因此由此造成”的逻辑谬误。

对这种事后谬误的模糊认识，导致格兰杰-西姆斯方法的使用者保留了“原因”一词，却摒弃了其常规含义。德怀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做法，他写道：“利率领先于通胀，即上一期的利率……‘格兰杰导致’本期的通胀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在通常意义上‘导致’了通胀”（第323页）。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明确说明该词的特殊含义——除非将“领先于”和“格兰杰导致”视为完全同义，那么后者充其量是多余的，最糟则是误导性的。事实是，“格兰杰导致”根本不意味着“导致”。例如，说在多云的早晨带伞上班“格兰杰导致”当天某个时候下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某一时期，若因预期后续政府借款会更多而将债务货币化，那么货币创造及随后的通胀都应归因于赤字。在这一假设情形中，对巨额赤字的预期导致了货币创造。然而，格兰杰-西姆斯方法会将带伞和货币创造视为原因，而将午间下雨和巨额赤字视为结果。

在总结部分的最后一段，德怀尔使用了“因果的”一词，却没有像之前那样加上引号。读者很可能会认为他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因果的”。一旦意识到并非如此，就不难调和德怀尔与布坎南、瓦格纳的结论。他称“没有理由预计，在任何降低通胀的政策中，减少赤字会起到因果作用”（第327页）。在此只需说明，计量经济学家发现赤字不会格兰杰导致通胀，与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赤字会在韦伯斯特意义上导致通胀，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为得出实证结果，德怀尔刻意回避了市场动态问题，进而回避了潜在的经济过程。但只有在一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下，理解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因果所在。确定相关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这些正是理论和历史的基础），恰恰是布坎南和瓦格纳所做的工作，而德怀尔却没有做到。

参考文献

- 阿奇博尔德，G.C.，利普西，R.G.，《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对兰格和帕廷金的批判》，《经济研究评论》，1958年10月，第1-22页。

- 布雷西亚尼-图罗尼，康斯坦丁诺，《通胀经济学》，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英国北安普顿，1937年。

- 布坎南，詹姆斯·M.，瓦格纳，理查德·E.，《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学术出版社，纽约，1977年。

- 德怀尔，杰拉尔德·P.（小），《通胀与政府赤字》，《经济探究》，1982年7月，第20期，第315-329页。

- 格雷厄姆，弗兰克·D.，《恶性通胀中的汇率、价格与生产：德国，1920-1923》，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30年。

- 帕廷金，唐，《货币、利息与价格：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融合》，第一版，罗·帕特森公司，伊利诺伊州，1956年。

注释

1.实际债务时间曲线的这一特征，可参见布雷西亚尼-图罗尼的著作，第30-33页。若一项实证研究采用更长的时间范围，考虑1922年之后的债务曲线，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在这一后期阶段，债务本身急剧增加。这种指数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通胀对德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非对称影响（布雷西亚尼-图罗尼，第64-70页）。但这一较长时期内赤字的增加，并不能比初期赤字的减少更能支持“赤字导致通胀”的观点。

2.德怀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第323页），但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3.同样，如果央行在高赤字情况下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随后迫于政治压力开始将累积的赤字货币化，那么货币创造也应归因于赤字。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存在，赤字与货币创造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不够系统，难以被格兰杰-西姆斯方法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