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年4月12日

来源：米塞斯通讯

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某些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更为关键呢？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1989年）使这样一种观点得到普及，即英国的光荣革命最终对君主制施加了制度性约束。诺思认为，这种安排通过限制政治行为者掠夺资源的权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自诺思的开创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人将他的论点应用于历史和当代的经济增长研究中。然而，用制度主义来解释经济增长，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值得肯定的是，在后来的著作中，道格拉斯·诺思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更新，以区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开放准入秩序。

尽管如此，当前的研究人员很少相信这些细微差别。诺思及其合著者认为，开放准入秩序意味着消除那些使派系轻易积累权力、损害公民利益的特权。毫无疑问，在政治领域中允许思想自由传播的开放准入秩序，优于专制制度——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当商业不受阻碍时，威权政权也能实现增长。

《达特茅斯法律期刊》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是因为商业壁垒有所减少。该报告在结论中明确指出，经济领域的开放准入在促进增长方面具有首要地位，这一观点令人信服：

“决定经济和人类发展的因素包括经济领域的开放准入，以及产权保护、合同执行、金融市场、法治和人力资源积累等领域相互关联的制度。中国的案例再次表明，诺思及其同事的理论过分强调了政治组织的开放准入或竞争性民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的案例表明，经济组织的开放准入比政治组织的开放准入更能预测经济增长。余光华在一篇有趣的论文中主张，印度在允许经济组织开放准入后，经济增长大幅飙升：

“由于对经济活动的开放准入存在限制……印度在独立后的前30年里，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和资源去建立与产权保护、合同执行、金融市场、法治和教育相关的制度。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与经济和人类发展的改善之间的相关性就非常明显了……1990年后，当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实现开放准入时，印度的经济和人类发展开始改善。”

政治领域的开放准入也通过允许经济自由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自由为劳动者提供了获取资源和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具备创造更优质产品的人力资本，从而丰富生活质量。想想看，一位理发师由于职业许可法规带来的成本而无法追求自己的热爱，而如果没有这些法律，她本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通过提升技能，她可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服务。尽管有些人可能只对利用经济自由带来的机会感兴趣，但人力资本仍然会间接受益，因为他们将有资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此外，实证研究表明，经济自由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具吸引力，因为人们能够保留相当一部分收入。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伊娃·梅迪纳-莫拉尔和维森特·J·蒙特斯-甘在2018年发表于《应用经济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自由在促进增长方面比治理更有效：

“特别是，实证分析表明，经济自由对促进发展最为重要。治理也被证明具有影响力……然而，治理的重要性不如经济自由……如果一个国家不优先考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并且不坚定承诺保护产权，那么试图加强治理就毫无意义。”

除了实证上的不足，制度主义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跨文化比较。与非洲专制主义的观念相反，历史学家认为，殖民前的非洲有几个王国存在制衡机制。例如，贝宁的奥巴尽管有权势，但要对酋长们负责，酋长们起到了制衡他权力的作用。但是，尽管在经济领域存在表面上的制衡制度，贝宁的君主制本质上是一个掠夺性的角色——尽管贝宁的比尼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视奥巴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然而，历史学家伊达霍萨·奥萨吉·奥乔收集的证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贝宁有一句谚语“Oba yan oto ya se vbo ebo”，翻译过来是“奥巴拥有所有土地，一直到欧洲人的土地”，这清楚地表明，法律将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都赋予了奥巴，由他代表人民托管，只有他才能分配土地……由于农业是贝宁人的主要职业，而农业需要土地，因此奥巴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尊崇，人们每年都必须为奥巴耕种非常多的土地。这极大地增强了奥巴和国家的经济实力。”

奥巴还垄断了贸易：

“根据法律，奥巴垄断了国际贸易。他挑选了某些议员和商人，允许他们到乌霍顿港口与欧洲商人进行交易。事实上，酋长们的特殊职责……是监督商业活动，并代表奥巴进行交易。根据法律，普通人只有在王室交易结束后，并且获得奥巴的特别许可，才能参与贸易。”

显然，在政治领域建立制衡机制以限制奥巴的权力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奥巴的许可就无法开展商业活动，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在奥约帝国，对政治权力的限制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奥约的统治者阿拉芬，甚至比贝宁的奥巴受到的约束更多。

在奥约，被称为“奥约议事会”的酋长委员会权力极大，甚至可以迫使阿拉芬自杀。奥约议事会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君主制成为了利益相关者俘获的牺牲品。酋长们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他们可以削弱君主制，并将国家税收据为己有。E.C.埃吉奥古讲述了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当时奥约议事会篡夺了君主的权力：

“18世纪中期前后，旧奥约出现了一种权力格局，奥约议事会动用其宪法赋予的权力，要求并成功罢免了历任阿拉芬。到1754年，首相实际上夺取了国家权力。此后，他让每一位登上王位的阿拉芬都成了傀儡，每天只给他们少量的津贴。他用自己的儿子和亲属取代了伊拉里和阿杰勒等国家官员，并通过他们侵吞来自附庸国和各省的国家税收。”

奥约和贝宁的例子表明，在政治领域创造开放准入，而不营造有利于商业成功的开放环境，是无法实现经济繁荣的。尽管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民主备受尊崇，但有一点证据确凿：没有经济自由的民主会阻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