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vid Gordon

埃里克·麦克是当代支持自由市场的顶尖哲学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关注“无政府主义者与最小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在一个普遍认可个人拥有自我所有权与私有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下，大多数人会觉得雇佣私人保护机构来捍卫自身权利更有利，而非亲自处理权利纠纷。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的第一部分中提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相互竞争的私人保护机构往往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事实上垄断保护服务的“类国家实体”。诺齐克所设想的最小政府没有征税权，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还是会购买其提供的服务。

麦克是诺齐克这一观点的主要批评者，他在多篇论文中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此不关注这些问题的细节，但足以说明他认为诺齐克并未证明最小政府有可能从上述自然状态中产生。尽管如此，麦克在其近年著作《自由意志主义》中，为一种权力大于诺齐克所设想的最小政府提供了可能的正当性论证。尤其是，这种政府拥有征税权。在今天的文章中，我想探讨一下麦克的论点。

他首先针对诺齐克提出的最小政府，指出了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公共物品可以理解为一种物品，一旦某一群体中的部分成员生产并享用了这种物品，就很难将其他成员排除在享用范围之外……公共物品的一个标准且恰当的例子是国家级别的国防……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国家或（提供国防服务的）公司实际收到的订单总价值，会远低于其天真的预期。

人们会倾向于搭便车，寄希望于他人为这种物品付费；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就不会有人购买这种物品了。麦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无政府主义的保护机构，或者诺齐克所设想的那种没有征税权的最小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国防，那这对它们而言确实是个严重的反对理由。但我认为他的论证有些操之过急。按照传统新古典主义的分析，公共物品无法得到高效供给。但这并非意味着这类物品会完全消失，或是供给量少到“无法发挥作用”。供给的程度是一个经验问题。如果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权利理论无法实现新古典主义意义上的效率最大化，这并非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借助公共物品问题来为征税正名，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人们为何不能通过签订合同来提供公共物品呢？在合同中，人们同意只有当足够多的人做出类似的有条件付款承诺，足以保障物品供给时，自己才会为这些物品付费。在这种安排下，“搭便车”问题会得到大幅缓解。此外，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共物品”这一概念本身就值得质疑。这一概念的提出，依赖于对人们在各种假设情况下需求的推测，但这种推测与奥地利学派的“显示偏好”理论格格不入——在该理论中，分析只考虑人们在自由市场中的实际选择。

不过，假设自由市场确实无法提供国防。那么，麦克所说的征税型最小政府（TMS）可能具有正当性，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他说：个人的权利表明了哪些事不能对他们做——更具体地说，是哪些事未经他们同意不能对他们做。但在无法获得同意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意味着，未经她同意，即便是专业外科医生为了救她的命，也无权剖开她的身体。然而，如果需要通过手术才能挽救生命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无法给出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此时外科医生可以进行必要的手术，似乎是因为，要求当事人同意这种身体干预，实际上是要求她在可行的情况下给出同意。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支持征税型最小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正是因为无法获得个人同意为权利保护这一公共物品付款，所以强制他们付款是 permissible的。”我认为这种论证站不住脚。在麦克举的第一个例子中，进行救命手术之所以看起来是允许的，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是患者所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希望被救活。如果她事先已经表明不希望接受手术，那么手术就是不允许的。而在征税的情况下，无法获得同意是因为人们拒绝自愿支付足够的税款，使最小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很难说通的是，仅仅因为你拒绝接受我的服务，导致我无法获得你的同意，我就可以强迫你为我的服务付费。

麦克自己也为征税型最小政府的论证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回想一下……对征税型最小政府的这种辩护，基于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假设。它假设国家的税务评估员会知道，对于每个被评估的人来说，考虑到她从税收资助的保护性服务这一公共物品中获得的价值，多大额度的税收会让她的净收益为正。”

征税型最小政府已然崩塌，即便进行“紧急手术”，也无望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