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弗里德曼

日期：2024年10月2日

一、择偶规范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则的变化让寻找伴侣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存在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反对与同事约会，更强烈反对与对自己有职权，或者自己对其有职权的人约会。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是他们日常与众多他人进行互动的唯一场所，也是寻找伴侣的最佳环境。这种互动常常提供了一种评估他人的方式，比如了解对方的诚实度、能力以及双方的契合度，而这些在普通约会场景中很难做到，在网恋中更是难上加难。这种方式在同事且实际一起工作的人之间效果更好，而这往往意味着两人在公司层级中职位相邻。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大学校园里。本科生之间可以自由约会——可以说寻找伴侣是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年轻的教职员工，他们很可能未婚，通常不应该与学生约会，即使是那些没选他们课的学生，更不用说选了他们课的学生。我不确定目前研究生与本科生互动的普遍规范是什么，但研究生与教职员工谈恋爱，至少会有些遭人反感，尤其是当教职员工对学生有一定职权时更是如此，如果他们同属一个领域，这种情况就很可能发生，而他们也最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结识彼此。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求爱规范的变化。我已经四十多年没有涉足求爱“市场”了，但从年轻人在网上的言论中了解到，许多男性认为，如果示爱未得到对方回应，不仅会很尴尬，而且还可能有风险，他们有可能被指控骚扰或其他相关罪行。在校园环境中，许多男性认为，如果恋爱对象改变心意，利用严重偏向女性的大学纪律处分程序，就能让他们陷入大麻烦。我不知道这种担忧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很多男性相信会这样，这很可能会抑制求爱行为。

与此相关的是：

“还有，我在一家大型国际咨询公司工作时，公司试图出台一项正式规定，允许员工邀请一位同事出去，但只能邀请一次。如果对方拒绝，就再也不能邀请。显然，意大利人对此哄堂大笑，并坚称如果这条规定在意大利实施，就没人会有孩子了，因为典型的意大利求爱方式，往往要经历十几次拒绝，女方才最终答应。”（网友GoneAnon）

这不可能是全部原因，因为意大利的生育率也在下降。由于所有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因此值得研究这些相关规范的普及程度。

二、家庭主妇成为低地位职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养孩子的默认模式是夫妻双方分工，丈夫赚钱养家，妻子负责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在过去几十年里，女性在这种劳动分工中的角色，已成为一种低地位的活动，其地位低于在市场上谋生，比职业成功的地位更是低得多。[1] 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婚成年女性的地位较低，人们认为如果她能找到丈夫，就会结婚。目前，在西方大部分社会，情况已经逆转——已婚家庭主妇的地位低于有工作的单身女性。

“…… 我认识的全职妈妈们说，人们总是因为她们全职在家而让她们不好受，她们常常会找一份兼职零活来做，只是为了让人们不再因为她们是全职妈妈而找她们麻烦。”（斯科特・亚历山大）

已婚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工作和孩子，未婚女性也可以生孩子，但前者比全职妈妈要困难，后者则困难得多。

三、同性伴侣的选择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同性关系越来越被社会接受。男同性恋（mm）或女同性恋（ff）伴侣可以通过其中一方生育孩子（女同性恋相对更容易些），但与异性恋伴侣相比，这不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她们更可能选择收养孩子。

四、为何期望人口更替？

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被广泛视为一种异常现象，令人惊讶，这可能是因为包括我们社会在内，几乎所有过去的社会，人口都是稳定或增长的。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就对这种模式做出了解释：人们喜欢性行为，而性行为会产生新生命。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足够高，夫妻能够负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费用，他们就会这么做。人口增加，对用于种植粮食的有限土地资源造成压力，进而导致收入下降。要么死亡率上升，要么结婚年龄推迟，要么其他因素降低生育率。结果是，人口数量通常维持在大多数人能够负担生育和抚养足够孩子、以保持人口稳定的水平，如果某些因素，如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均衡水平，人口就会略有增长。[2] 大致来说，这就是过去几千年的情况。

但现在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现在有可靠的避孕措施，而且社会已远摆脱饥饿——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大约是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全球平均水平的二十到三十倍。这消除了推动人口增长的力量，以及限制人口增长的力量。我们最终的生育率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更替水平。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写作时，提出了一个极为简洁的人口行为解释，而恰恰就在那时，这种解释不再适用，先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人口增长，然后在21世纪出现人口下降。

不过，最终仍有一种机制会推动生育率回升。有些文化群体，如阿米什人或哈瑞迪人，生育率很高，而且很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有想要孩子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可以遗传。如果社会的其他方面没有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预期，喜欢生育的人和文化群体（只要这样的文化群体能够成功繁衍），会比其他人和文化群体生育更多后代，从而推动生育率回升。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阿米什人口数量翻倍的时间约为二十年，目前美国大约有三十三万阿米什人。如果按照这个增长率持续下去，一个世纪后将达到约一千万人。美国大约有七十万哈瑞迪人。他们全球的增长率为4%，略高于阿米什人。我没有找到美国哈瑞迪人的增长率数据，但由于其余大多数哈瑞迪人在以色列，且据说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增长率高于美国，所以美国哈瑞迪人的增长率可能略低。那么可以估计，一个世纪后美国哈瑞迪人将达到约两千万人。假设还有一些我没算上的其他群体，并且未来一个世纪美国人口略有下降，这意味着大约一个世纪后，美国约20%的人口将来自喜欢生育的群体。我无法估计会有多少人来自喜欢生育的个体，但大约一个世纪后，这种对高生育率的遗传和文化选择机制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显著。

鉴于我们社会的其他相关特征，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在迅速变化，“社会的其他方面没有变化”似乎不太可能。

附言：一位朋友提到摩门教徒，认为他们是另一个喜欢生育的群体。美国大约有七百万摩门教徒。该宗教的增长率约为每年0.9%，出生率仅约0.5%，这大概意味着部分增长来自皈依者。如果前者的增长率持续下去，一个世纪后将达到约一千七百万人，后者则约为一千二百万人。

[1] 如需更详细地阐述这一解释，以及对各种其他解释的反驳，见《做全职妈妈很尴尬》。

[2] 李嘉图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模型版本，其中均衡取决于工人阶级（在他所处的世界中，这是人口的主体）的偏好。他们的偏好越奢侈，为了让他们愿意承担生育孩子的成本，所需的收入就越高，这是性行为的愉悦与消费和休闲的愉悦之间的权衡，他得出结论：“人道主义者必然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阶级都能对舒适和享受有所追求。”

注：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