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莱布·富勒

日期：2020年11月13日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试图阐述交易成本——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成本——是如何修正并丰富标准（且重要的）经济学入门（Econ 101）分析的。在本文中，我想说明交易成本分析如何因纳入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科学最重要的贡献——经济核算而受益。如下内容提供了一个实际例子，说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和交易成本分析是如何像许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相互补充的。

计量成本与市场组织

当交易双方采取措施减轻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时，就会产生交易成本。正如巴泽尔所指出的，买家有兴趣检查商品的“属性”——其大小、质量、新鲜度、颜色或与其他单位的相似性——以便确认在交易中放弃的东西被认为比所获得的东西价值更低。（在门格尔的方法中，消费者认为具有不同属性的资源就是不同的商品。）然而，对商品属性的“计量”是有成本的。计量的“问题”在于，与货币价格不同，其成本并不会给交易伙伴带来好处。相对于一个无需计量的完美的理想世界，计量成本完全是一种浪费！这表明，如果买家和卖家能够就一种使计量活动变得多余的低成本方式达成一致，他们就可以按更高的净价进行交易。卖家会因收到更高的货币价格而获益；如果货币价格的上涨幅度小于计量成本的降低幅度，买家也会获益。那么交易伙伴们如何才能降低计量成本并享受这些收益呢？

一种可能性是卖家采取某种措施，使得买家出于自身最大利益考虑而不去耗费资源进行计量。也许有些反直觉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是提高买家的计量成本，从而使其减少计量活动。巴泽尔提供了几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戴比尔斯曾一度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钻石，它与其经销商的交易方式颇为奇特，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模式。在评估了潜在钻石经销商的请求之后，戴比尔斯会给经销商提供一包大致符合描述的钻石。接下来，买家要做出选择：要么购买，要么永远不再与戴比尔斯打交道。巴泽尔认为，这种做法并非体现了“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报价中固有的恶意市场势力，而是降低了买家原本会产生的分拣和谈判成本。为了说服买家同意这种看似不公平的条款，卖家会投入品牌资本，若他们对买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就会丧失这些资本。因此，持续交易的约束机制限制了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解释诸如西红柿等易腐食品的包装和销售方式。

巴泽尔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某些市场中，卖家往往是成本最低的“计量者”，而在其他情况下，买家则往往是成本最低的计量者。例如，在耐用品的大规模生产中，买家往往是成本最低的检验者，因为每个单位往往只在买家试图使用时才会被检验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卖家通常会提供保修服务，这降低了每个买家在销售点被迫对单个产品进行计量所产生的成本。这降低了计量所产生的总成本，并使卖家能够获得更高的货币价格。

核算与市场组织

在计划经济核算之争中，先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然后是F.A.哈耶克令人信服地证明，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即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要素的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令消费者满意的资源配置。没有生产要素的交换，就没有它们的市场价格，而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盈亏核算。缺乏盈亏核算的手段，就没有非任意性的方法来评估一个生产过程是创造了还是毁灭了价值。根据这一论点，以保护产权为特征的制度环境对于资本品持续重新配置到其价值最高的用途上是必要且充分的。

自米塞斯和哈耶克最初的贡献以来，核算论点已经得到了扩展（包括米塞斯本人也进行了扩展），最显著的是用来论证干预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导致“虚假”价格影响经济核算。最近，皮亚诺和鲁阿内特将核算论点扩展到了市场组织本身。在此不赘述他们的论点，他们表明“初级核算”发生在给定的一套制度规则内，但“二级核算”支配着采用何种制度安排的决策。例如，关于是使用市场还是企业的基本科斯问题就受二级核算的支配。

同样，在自由市场中，关于是否实施降低计量成本安排的决策也需进行经济核算。当然，能够参与商品属性分布范围更窄的交易对买家来说是一种好处，这样他们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和资源进行检验。然而，仅仅因为某件事是一种好处，并不意味着这种好处超过了相关成本。你在购买汽车时可能会认为防盗装置是一种有益的附加装置。但如果你住在盗窃率低的地区，且很少开车去其他地区，你可能会认为该附加装置的好处小于其成本。

私有与公有

将经济核算与市场组织理论相结合的最重要影响在于，交易成本论点对私有和公有相关制度安排的适用力度并不相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援引巴泽尔在他1985年的论文《交易成本：它们仅仅是成本吗？》中提供的一个例子。在讨论旨在降低商品属性差异从而降低计量成本的制度时，巴泽尔写道：“职业许可制度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当设定了一些最低资格标准时，消费者会认为持证专业人员更为一致。他们会在搜索上花费更少，并愿意在服务本身花费更多。”

巴泽尔认为许可制度必然会降低卖方之间的质量差异。买家知道这一点后，在对劳动力卖方进行筛选时就会花费更少的资源，因此会为劳动力的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当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许可制度会导致更高的货币价格，但巴泽尔在此认为，它比不实行许可制度时所产生的包括计量成本在内的全价要低。在巴泽尔的方法中，更高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好处，因为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筛选而支付了一笔溢价。在该论文的其他地方，巴泽尔对政府干预也有类似的评论，比如政府强制杂货店将过期牛奶下架。同样，对巴泽尔来说，美国医学协会对医生的监管降低了医生之间的差异，因此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净收益。

然而，我们可能会想，旨在降低计量成本的私有制度安排和声称能起到同样作用的公有相关制度安排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对称性。巴泽尔从卖家自愿隐瞒保质期的例子无缝过渡到政府的职业许可制度。然而，这两种情况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旨在降低计量成本的私有制度是受盈亏限制的，而政府施加的约束则不受此限制。

降低计量成本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有人投入资源去实现的目标。当资源被用于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必须问，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源是否本可以用于满足其他更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例如，假设购买西红柿时，当它们被装在特制的塑料纸盒中销售时，与之相关的计量成本最小化。进一步假设，交易伙伴从这种计量成本降低中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但用于制作纸盒的塑料在其他用途上有很大需求。盈亏系统会确保这种塑料被从其降低计量成本的角色中转移出来，以满足其他需求。

这种逻辑也适用于巴泽尔所举的劳动力市场的例子。在一个不受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卖方之间的质量差异可能比在受许可制度限制的市场中更大。然而，一位察觉到降低计量成本能带来收益的企业家可以引入一种新的制度配置，比如成立一个协会来认证其成员的工作质量。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由第三方进行个人认证。在这两种情况下，计量成本都降低了，因为买家可以依赖协会或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品牌名称。然而，只有当消费者足够看重卖方质量差异的降低，愿意支付与“协会”或“认证”劳动力相关的更高价格时，这样的安排才会出现。

此外，降低计量成本显然不是交易各方的唯一目标。是的，一些卖家可能会发现隐瞒过期日期的信息有利可图，同时依靠声誉来消除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怀疑。当然，其他卖家会发现消费者从知晓这些信息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与降低计量成本相关的收益。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最终哪种考虑占上风只能通过盈亏反馈来确定。

因此，一个持续存在的旨在降低计量成本的私有制度安排可以被视为它能带来净收益的证据。如果不是这样，采用这种技术的企业将会亏损，并被迫实施另一种安排。对于降低计量成本的公共政策则不能这样说。它们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带来净损失，但却会持续存在，因为公共机构在没有亏损约束的情况下运作。

最终，那种认为职业许可制度通过缩小劳动力市场差异来使消费者受益的观点是“国家的主要作用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一观点的一个子集。当然，如果国家降低了交易成本，将会有更多的交易发生。这是因为交易成本是对可能发生的互利交易数量的一种“阻碍”。指出这一点，不过是要说明在这方面交易成本和所有成本一样。成本是行动的障碍。如果国家补贴钢铁生产，我们无疑会消费更多的钢铁，但没有经济学家会仅凭这一事实就得出钢铁补贴因此是合理的结论。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本身也应该交由经济核算领域来处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有效地利用社会的稀缺资源。

注：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