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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文・科科伦

日期:2023年3月17日

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极为推崇源自演化的论证。倘若说某一特定的社会传统或市场结果是演化过程、自发现象或自发秩序的产物,那就等于确立了一种强烈的预设,倾向于认定其具有合法性或实用性。当然,这并非绝对的证明,但它的确有力地将举证责任转移到了那些主张推翻这一演化秩序的人身上。

然而,一些政治左派人士却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矛盾。他们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对诸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劳工部等各类政治机构极度怀疑且持批判态度。但他们争辩说,这些机构本身也是演化而来的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它们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就如同市场结果或社会传统的形成一样。难道这不应该赋予这些政治机构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其他情形下所给予的相同的合法性或实用性预设吗?

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

但万一你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答案,那我们就换个角度来谈谈“模因”吧。

我所说的“模因”并非如今通常所指的那种,即“网上带有搞笑配文的图片”之类的意思。我指的是理查德・道金斯最初所描述的模因概念——一种将思想传播进行建模的方式,就好像思想本身是有生命的,并利用人类的思维来进行自我复制。如果你有几分钟空闲时间,一个视频(虽未使用“模因”一词,而是用了“思想病菌”来指代,但概念是相同的)能很好地阐释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模因理论与为何源自演化的论证不能像应用于市场进程或社会传统那样应用于政治机构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它凸显了詹姆斯・布坎南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点——具体而言,就是布坎南关于秩序是由其产生过程所界定的这一观点。

这意味着,仅仅指出一种秩序是涌现或演化而来的,其在所有情况下蕴含的意义并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最初催生那种秩序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秩序是在不同的选择压力下演化的,这就是为何在公共选择体系下涌现的秩序会依照一种与在私人选择体系下演化的秩序截然不同的逻辑来发展。

就模因理论而言,当思想能引发情感共鸣,尤其是能激起愤怒时,它们就能最成功地进行自我复制(也就是说,更有可能被分享和传播)。没有理由相信,且有充分理由怀疑,那种致使最能引发愤怒的思想得以传播的演化压力,也会催生出最能准确反映现实的思想。一个思想在模因演化压力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得以高度成功演化这一事实,强烈预示着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国家机构演化所遵循的演化逻辑也是如此。

安东尼・德・雅赛在其《社会契约,搭便车》一书中解释了为何将源自演化的论证(用他的话说是“制度达尔文主义”)应用于国家机构时会遵循一种同样不妙的逻辑。他认为,国家机构所面临的演化压力会产生一种制度层面的格雷欣法则,即低效、无效的机构会排挤掉高效、有效的机构:

如果机构是依据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特性来被筛选的,就如同普通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那样,那么留存下来的机构可能并非最有利于所在文明繁荣发展的那些……然而,它们的生存与发展恰恰是因其低效而得到促进的……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应当预料到,“适者生存以求存续”的结果是会产生一大批存在诸多弊病且并不偏向于良性和具有工具性效率的机构。在争夺生存资源时,后者很可能会被前者排挤掉。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趋势表明配备了良性机构的社会能够“胜出”,这与上述预期是相符的……如果被环境依据其最有助于生存的特性所筛选的对象是包含其互补性机构在内的整个宿主社会的共生集合体,那么制度达尔文主义就会以人们所期望的良性方式发挥作用,“美好的”文明也会得以传播。要实现这一点,集合体中的单个寄生性机构因削弱宿主社会而遭受的损失就应当大于其从宿主社会汲取养分所获得的收益。到那时,格雷欣法则就不再起作用了,因为“不良”机构要么会因其寄生行为削弱了宿主社会而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负面反馈从而无法存续,要么会通过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改变自身特性。但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种假设。

多年前,托马斯・索威尔在接受《沙龙》杂志采访时给出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例子。他描述了自己早年在联邦政府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试图弄清楚波多黎各的高失业率是由最低工资法导致的,还是飓风破坏了当地甘蔗作物所致。他想出了一种检验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的方法,并向上级做了汇报。以下是他对上级反应的描述:

我本以为会得到表扬。但我却看到人们脸上露出震惊的神情。仿佛在说:“这个蠢货偶然发现了一件会把整个局面搞砸的事情!”对我来说,问题在于:这项法律是让穷人过得更好还是更差?

但这并不是劳工部所关注的问题。当时他们大约三分之一的预算来自于执行工资和工时方面的法律。他们或许愿意相信这项法律是有益的,但他们肯定不会对这项法律进行任何审查。

这就是制度格雷欣法则在起作用的一个例子。鉴于劳工部如此大比例的预算是用于执行工资和工时方面的法律,制度达尔文主义就会倾向于选择这样一种劳工部版本:它通过忽视其所执行的法律所造成的危害来保护自身预算,而会排斥那种做法与之相反的劳工部版本。同样,那些夸大微小或想象中的风险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版本,也会比那些依据更现实的风险评估、采取更宽松管控且预算规模更小的版本更受青睐。

再回到詹姆斯・布坎南的那句话,秩序是由其产生过程所界定的。自由市场中经济竞争的结果所遵循的演化逻辑,与思想病菌的传播或政治机构的演化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你不能简单地将用于社会和经济演化的论证照搬到国家机构上。嗯,我想你也可以这么做,但当这种做法完全行不通时,你至少会明白其中的缘由。

注:本文来源ECONLOG POST,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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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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