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创新课时，往往先用一个故事阐述一个底层逻辑：创新的关键之一是学会抓机会。前些天看到一个帖子，德鲁克谈企业家必须关注的七种机会。于是，我就断言：德鲁克谈机会本质上是强调创新。后来突然想：这会不会是我妄断呢？后来得知这些观点来自《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而他确实也是在谈创新。于是就赶紧下单：看看他说的与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我从事并研究创新多年了，算是以“内行”的身份读德鲁克先生的书了。用这种身份读书的感觉是：有共鸣、收获、有补充，非常值得一读。

最大的共鸣是创新与科技的关系。

上月给总裁班上课时，我提出了“粤海街道”的优秀企业没有院士的现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强调企业创新、高科技企业与学术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在我的朋友中，有些科技公司创始人被称为“科学家”。但我很清楚他们不是科学家，创业时搞的甚至也不算是高科技。德鲁克先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更有力的证据：爱迪生发明了许多技术，但创立的企业却都不成功。了解这种差异非常重要：我们国家应该如何发展高科技。由此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许多科技和人才政策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甚至荒唐的。

进一步，我认为企业的创新与学术界的科技活动有个重要的差别：企业的创新必须与有效的管理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院校的多数科研工作本质上是缺乏管理的、经常是小作坊型的；而优秀企业的创新，与“现代工业”有些神似。在我看来，这种神似的背后，是管理（以及工程思想：这是我和殷部长的观点）。德鲁克先生的著作中，也确认了这种观点。

在这本书里，德鲁克用一半的篇幅谈机会；同时还用很大的篇幅说明：真正善于创新的人，其实并不是喜欢风险的人。于是，我想到我的创新课分成了三个部分：除了谈企业创新的概念，就是谈两个主题：抓住机会和规避风险。这一点，我与德鲁克先生的认知也是非常相似的。

虽然我研究创新多年，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还是收获满满。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此后，科技人员在我国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但我觉得：这个观点值得反思，有发展的空间。

科学技术这些作用，德鲁克先生自然是看到的。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苏联学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科技进步每隔50年会达到一个顶峰，其中后20年特别繁荣，但随后会陷入危机。实践证明，现在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符合这个周期，但经济上却已经不符合了。德鲁克认为，导致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学的诞生。管理学的影响力比同时期任何“科学突破”都要大。于是，我想到了朱老总说过的一句话：管理也是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管理促使美国走向了“创业型社会”，因为管理让创新和创业变得有经济性。如果管理到位，创新的成功率会极大提高。这种转变使得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的同时，就业的人数却显著提高。在《第三代研发》这本书中就提到：从第三代研发开始，研发管理成为创新工作的主角，“研发是技术人员的事”早已经过时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许多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认为要靠“技术大牛”解决问题。我曾经嘲笑这种想法：武侠小说看多了、中毒太深。而我们的一些专家院士，也把自己当成这种“大牛”了。

德鲁克认为：要把“为管理所做的事情，为创新创业再做一遍”。换句话说，“创新创业”是与“管理”并驾齐驱的一个概念。于是，我想：我们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是否要同时强调管理和创新的重要性。其中，“创新创业”与科学知识有关但不等于科学知识本身。打个比方，科学和管理就像“创新创业”的父亲和母亲，经济发展是靠“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不应该因为创新创业是科学知识的“儿子”就否认它的独立性。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三驾马车”对应企业家、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这三类人谁最重要呢？任何产品都是技术人员研发出来的，但企业家和管理层的重要性似乎更大。试想，如果没有任正非这位优秀的企业家，华为的10多万科技人员还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成为今天的高科技公司吗？从这种意义上讲，学术界对创新的话语权大、企业界的话语权小真的不是好事：别人是三驾马车，我们这里只强调了一驾。

另外，德鲁克先生谈机会，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谈机会的时候，把机会归纳为两类：需求与技术条件（而不是德鲁克先生说的7种）。总体上看，我的提法更“结构化”、“有理论味”，这可能与我学数学出身有关。而德鲁克先生的说法更具有启发性、内容更加丰富。我的认知偏重与技术和现场，德鲁克先生的认知更偏重于市场。这一点对我启发特别大，弥补了我的不足。德鲁克先生的见识，我差得实在太远。这部分内容，我打算多读几遍，专门写点体会。

德鲁克先生的这本书是1984年写的。40年过去了，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也不一样。我自己也有些德鲁克先生没有的体会，值得分享。

比如，我提出了创新是“人择难题”的概念：今天的创新都是前人没有做成功的，相当于挑剩下来的。由于前人中优秀人才很多，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前人往往都想到过。所以，我们能想到的办法往往不成功、创新是一种难题。由此建立了我的创新理论体系：创新的关键是规避人择难题，“抓机会”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相比于德鲁克先生，从“人择难题”出发，“关注机会”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10年前我认识到：作为发展中国家，“人择难题”往往更加突出。而作为钢铁这样的传统行业，这种现象是更加普遍。换句话说：我们比发达国家的感受更深。另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常识（特别是学术界）。而从“人择难题”出发，正好解释了我们缺乏常识的原因。

40年来，信息通信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现在的许多实践，德鲁克先生并没有经历过。我发现：数字化技术的“机会”与其他机会不一样。数字化技术的机会，是量变引发质变的机会，是一种渐进发展带来的机会。这种机会往往是技术的性价比改变导致的。中国企业要推进数字化转型，特别应该认识这种特点。因为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种机会。

读完这本书，我收获很大，也让我更加自信。

读完之后，我很奇怪：20年前，为了准备《管中窥道》，我曾经读过许多与创新相关的著作。怎么就会把这本书漏掉了？翻了出版日期，就豁然开朗了：这本书是23年11月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