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曾被用于解释和推进20世纪中国的转型。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被梁漱溟等学者用于解释中国的变迁。普遍的看法是，面对帝国崩溃、军阀混战、外国侵略、法治不彰，旧秩序在衰败和瓦解，而新秩序却尚未建立。面对变局，有几种解决方案，一是重建传统，回到旧秩序。从恢复帝制到重建礼治，皆属于这个范畴。二是经由革命打破旧秩序，建设新秩序。从暴力革命到文化革命，皆希望对社会有大改造。三是经由社会改良建设新秩序，例如乡村建设运动等。第一种主张是回归传统制度与文明，而后两种主张与第一种不同，都认为旧秩序一去不返，但在建设新秩序的路径上却有不同主张（参考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我的努力与反省》）。

 

“社会秩序”一词甚为宏大，是对社会关系的整体描述，超越并涵盖了官民、央地、阶级、团体、城乡等各种概括。这个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比阶级等外来的概念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但是，词语一旦宏大，就不易找到现实的严格对应。在绝大多数人皆为私利而活的社会，个人的关系加总，怎样就见得是有某种结构和秩序？如果存在所谓的秩序，又怎样去观察和验证？即使存在某种秩序，又怎知是固定不变的？

 

更重要的是，这三种主张，在中国的实际发展中，最终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些主张，着眼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却没预料到全球化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影响中国进程的，并非是既有秩序的调整与变革，而是完全崭新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全球化，融入全球市场大分工。

 

今天的中国，建立在全球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传统的士绅已经消亡，人口在不同职业和财富水平间快速流动，但中国社会却维持了稳定。其原因是，在新的全球分工下，绝大多数人有工作，为大市场服务，成为其中的一员。市场越大，分工越多越细。传统的血缘、家族、出身，越来越难以作为分工的基础。在大市场中，个体经由学习和实践，比在传统社会更容易转换到其他工作。社会经由市场分工，个体在分工和财富间流动，形成了新的秩序。传统的基于小范围人际关系维持的秩序，让位于企业、专业化市场、贸易等市场大秩序。士绅、阶级等静态概念，在要素快速流动的大市场下，已难以概括中国新的社会格局。

 

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反复折腾，总想经由某种理念建设社会秩序。这些理念试图从封闭社会的内部寻找重要力量，其努力皆不成功。中国的发展，最终要依赖于融入全球市场，重新调整分工。江浙广东一带崛起，新产业兴起，农民放弃务农进城，大城市替代县城成为新经济动力。每个人在大市场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安身立命。

 

面对内外开放所形成的大市场，封闭社会中的资源要素获得了更高收入，权利日益向外开放。中国的劳动力等资源向世界开放，换取世界提供的原材料、科技知识，合作共同供应世界市场。直至今天，中国开始从提供劳力资源转为提供技术知识。在社会内部的各种权利，经由封闭走向开放并得以重新界定。在国企、高校，原有在体制内封闭限制的资源，逐渐向市场开放，人力资产、知识资产的产权，伴随开放重新得到界定。在乡村，农村居民放弃上千年来从事的农业生产，外出打工，投入到大市场中。传统家庭格局发生变化，并伴随外出打工逐渐融入了城市。乡村的农产品向大市场供应、土地与房屋等资源开始向外开放。社会秩序从封闭走向开放，其内部权利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得以重新界定，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国内和全球市场的需求。

 

当国家恢复政治稳定，向世界开放，一种更宏大的市场秩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秩序格局。封闭的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概述和预测中国的社会变化，而新的社会秩序与世界日益开放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