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4月11日

特朗普总统近期推行的关税政策，既显露出对历史的无知，也让那些期待他能理解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人倍感失望。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必定令人沮丧。有关关税的理论探讨和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重商主义政策，提倡自由贸易，并对报复性关税提出警示。他认为，这类措施往往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对各方都有害。在《国富论》中，他承认报复性关税有时可能促使外国降低关税，但他对此持谨慎态度，甚至表示怀疑：

在有可能促使对方废除令人不满的高额关税或禁令时，采取这类报复性措施或许是明智之举…… 但如果没有希望达成这种废除，那么这似乎就是一种糟糕的补偿方式，不仅伤害了本国某些阶层民众，几乎还会波及其他所有阶层。

后世经济学家进一步强化并拓展了亚当·斯密对报复性关税的基本批判，使人们对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以及维持开放市场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可比特朗普总统那句“他们对我们太过分了”深刻多了。）

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斯密一样，也认识到虽然理论上关税可以改善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但实际上它更常加剧国际紧张局势，降低经济效率。通过征收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报复措施，进而导致对各方都有害的贸易战。

01. 近期动态：关税实施

2025年2月1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该命令于2025年3月4日生效。这些关税旨在打击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几乎在命令签署后，特朗普总统就因谈判而推迟实施这些关税，试图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获得一系列让步。他的政府希望在贸易失衡问题上争取更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汽车和农业领域，并迫使这些国家对转经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商品采取更严格的政策。然而，经过数周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在3月5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回应未达预期，关税将立即生效。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总统在玫瑰园发表“经济独立宣言”，公布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全面改革方案。新措施规定，自2025年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基准关税，旨在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此外，政府还宣布，将对贸易顺差巨大或对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加征更高的“对等”关税。

总统展示了一张图表，对比了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操纵货币以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汽车征收68%的平均关税，越南对某些农产品征收92%的关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征收35%的关税。他宣称，根据新政策，美国将以“对等关税”回应，税率设定为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税率的一半。因此，中国相应进口商品将面临34%的关税，越南为46%，欧盟为17.5%。此外，自2025年4月3日起，对所有外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强调，这些举措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减少国债，并声称关税将带来可观的收入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不是在要求公平，”特朗普说，“我们只是要求对方少一些不公平，只有现在的一半就行。”

可以说，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一直在通过报道、采访和专题讨论等形式，期待着这一政策的公布，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预测，无论具体内容如何，总统的这项政策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些警告主导了对美国市场的评论。任何地方的读者在面对这样的媒体宣传时，都难免心生恐惧。同样，媒体对总统的政策声明也立即做出回应：经济衰退、滞胀、“经济核冬天”、世界金融体系崩溃、手机价格飙升至1万美元，消费者将陷入痛苦之中，这些景象仿佛近在眼前。

结果不出所料。周四和周五，股市遭遇暴跌，堪称股市历史上最糟糕的两日跌幅（虽未达到历史之最，但也相差无几）。股票投资组合价值大幅缩水。媒体的报道更是变本加厉。财经媒体将全部焦点转向主要行业的反应，这些行业匆忙评估损失，报道中充斥着企业考虑提价、调整供应链和可能裁员的消息。

例如，美国汽车制造商依赖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零部件。他们警告称，成本上升意味着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格会更高，同时汽车产量也会减少。经常处于贸易争端中心的农民，担心报复性关税会影响农产品出口，尤其是乳制品和谷物。大型零售商和制造商预测，贸易战将抑制消费者支出，而消费者支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统在推行关税政策时，并未强调这些关税旨在迫使美国的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经济学家、商业领袖，尤其是媒体，几乎都聚焦于另一种可能：引发贸易战。中国对此做出报复性关税回应，并宣称“将战斗到底”，这加剧了人们对长期贸易战的担忧。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市场最厌恶不确定性，这次也不例外。

财政部长贝森特向记者（以及市场）保证，关税是为了推动谈判，最终实现自由贸易。特朗普总统补充说，“几乎所有世界领导人”都已与他联系，商讨谈判事宜，只是还在推进当中。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不会采取报复措施，而是选择谈判。

但这并没有安抚金融市场。在紧张的周末过后，4月7日周一股市开盘，继续暴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呼吁在谈判进行期间，将关税实施推迟90天。起初，特朗普似乎不太可能做出这一让步，这看起来像是向批评者低头。但到了4月9日，金融市场的混乱（或许还有埃隆·马斯克的公开呼吁）促使特朗普再次“转向”。

特朗普宣布10%的基准关税将继续生效，但对75个表示愿意与美国真诚谈判贸易协议的国家，将暂停实施特定关税三个月。贝森特部长补充说，关税政策一直都是为了推动谈判。当天剩余时间里，美国股市大幅反弹，我敢说，这样的行情很少有投资者经历过。

02. 批评性反应示例

- 《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批评这些关税是“21世纪最愚蠢的贸易政策”，认为它们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伤害，将远超其针对的目标。

- 《巴伦周刊》：一篇分析文章强调，关税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增税之一。

- 路透社：该新闻机构报道称，关税引发的贸易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并让尚未从多年高通胀中恢复过来的美国民众面临物价上涨。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强调，加拿大和中国已立即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加剧了紧张局势，影响了全球市场。

- 市场观察（MarketWatch）：一篇文章讨论了关税预计将如何推高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 《太阳报》：该刊物着重报道了中国的严正警告，即中国已做好应对任何形式战争的准备，包括贸易战，以回应美国的关税措施。

03. 奥地利学派再次发声

在当今时代，奥地利学派凭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默里·罗斯巴德等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坚决且始终如一地反对关税，尤其是报复性关税所造成的损害和带来的更大危害风险。

米塞斯（1881-1973）认为，关税干扰了比较优势原则。该原则指出，每个国家都应基于自身相对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即使A国在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它在其中某一产品（比如纺织品）的生产上相对更具优势，而B国在另一产品（比如电子产品）的生产上相对更具优势。如果两国据此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开展贸易，那么相比各自生产两种产品，双方都能享受到更多的各类商品。然而，如果A国对从B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征收25%的关税，产品成本就会增加，使其在A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这可能导致A国将资源重新投入到电子产品生产中，即便这比专注于纺织品生产的成本更高。米塞斯提出原则：“保护主义关税的成本，始终且无一例外地由国内市场的公民和消费者来承担。”

默里·罗斯巴德（1926-1995）重申，报复性关税会引发贸易壁垒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即贸易战，这将严重扰乱国际贸易，损害各方利益，并导致长期经济衰退。他警告人们不要陷入关税能刺激国内消费的经济谬误（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并指出：“1819年的消费不足论者认为，关税可以刺激消费……”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警告称，关税这类政府干预措施会破坏经济自由，而这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报复性关税将政府控制延伸至贸易领域，成为进一步干预和背离自由市场原则的开端。他有句名言：“经济学的奇妙任务，是向人们展示他们对自认为能设计的事物，实际上所知甚少。”他的意思是，人们以为自己能够规划出比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进行各类经济交换（包括国家间的交换）所形成的 “自发秩序” 更有效、更有利于创新且更具韧性的经济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似乎都没有强调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特朗普关税计划最普遍的反应：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困惑，以及对规划或预测任何事情感到绝望。沃尔玛首席财务官约翰·大卫·雷尼表示，公司的财务预期考虑到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他不想 “过度冒险” 去预测任何事情。“在我们的财务预期中，没有对关税做出任何明确假设。”

04. 历史的教训

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是美国关税史上的经典案例。米塞斯研究所指出，这项立法：

将800多种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平均税率达到59.1%…… 12个国家立即进行报复，对美国出口到本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了一场国际贸易战。到1933年3月，75个最活跃贸易国家的国际贸易额从每月30亿美元锐减至不足5亿美元，降幅达83%。世界贸易的崩溃瓦解了国际劳动分工，极大地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

下次当你听到特朗普总统滔滔不绝地称赞保护主义关税，还威胁要对一个又一个国家征收200%的关税时，不妨想想这些历史。他似乎完全忽视了保护主义关税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

顺便说一句，较少被提及的是，一些国家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未采取报复措施，结果收获了稳定的贸易关系，经济收缩程度也相对较小。

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比《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稍早，美国通过该法案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许多贸易伙伴没有选择报复。例如，英国采取了其他策略，积极开拓新市场，并在英联邦内部签订贸易协定。这些非报复性措施减轻了美国关税的影响，帮助英国及其他国家维持了更稳定的贸易关系，避免了像8年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引发贸易战灾难。

20世纪30年代的英爱贸易战，是英国与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始于爱尔兰政府停止向英国支付土地年金，随后英国对爱尔兰农产品进口征收20%的关税。爱尔兰政府则对英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报复。这种针锋相对的升级举措给两国都带来了经济困境，尤其对爱尔兰农民和英国出口商造成了严重影响。简而言之，报复性关税减少了贸易往来，加剧了经济压力，却未能解决冲突。最终双方还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也印证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避免报复更有利于实现长期良好结果。

05. 缺乏理论支撑的后果

奥地利学派将对报复性贸易动态的阐释，融入到对所有经济干预都持批判态度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因此，当它反对政府在国际贸易中过度干预时，不会因主张国内补贴而被指责自相矛盾。这就是21世纪世界所需的新经济思想吗？远非如此。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自由放任主义的经典经济学著作问世，至今仍在不断再版。

但哈耶克在1960年的《自由宪章》中警告说，自由原则，包括自由市场原则，需要每一代人重新学习：用当代的语言进行阐述，并应用于新的环境。在冷战对西方思想影响日益加深之际，他写道：“…… 直到我们面对一种截然不同的体制，我们才发现自己已经对目标失去了清晰的认识，也不再拥有坚定的原则来对抗对手的教条式意识形态。”

但这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可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不仅因为在当今时代，奥地利学派重新阐释了自由社会的原则，而且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关税政策，对特朗普的批评也广泛且迅速。特朗普总统很可能是仗着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反对报复性关税时唯一提到的特殊情况。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可以通过报复性关税迫使对手迅速展开谈判，那么 “采取报复性措施或许是明智之举”。

不幸的是，即便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奏效，也会损害长期利益，破坏比较优势原则，扭曲价格体系，削弱经济核算。它为政府干预经济以获取所谓利益的众多先例又添一笔，还为其他政府树立了不良榜样。“自由企业” 的堡垒（或者说 “最后防线”）如今的表现，似乎更像重商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无论特朗普总统对自由和资本主义有着怎样的良好直觉，他显然对哲学原则和经济理论知之甚少——这让那些长期期待自由社会捍卫者出现的人，希望破灭。这些人曾盼望着有人能系统地对抗日益强大的政府干预。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总统自始至终的目标，是否是通过报复性关税促使美国的贸易伙伴展开真正的自由贸易谈判——这是亚当·斯密认可的目标和策略。我们也不知道，美国新关税政策这种直截了当的 “公布即实施” 方式，是否就是特朗普闻名的 “交易艺术”。或许，在开启 “交易” 时，不能一开始就宣称：这些关税不是真的，只是为了逼你谈判。公平地说，如果特朗普真的在 “交易”，那么媒体的大肆报道无疑是在极力破坏这笔交易。

但如果最终的结果是促成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展开谈判，实现更自由的贸易，那我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信心，也会大幅回升。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