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thony de Jasay

日期：2010年11月1日

在过去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欧洲经济显得疲惫且低迷，长期失业问题严重，同时还竭尽全力不断扩大和提高“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韧性和内在活力。欧洲大体上奉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美国则是坚定的资本主义。人们对这两种体制的优劣分歧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各方的观点都源自根深蒂固的本能感受。然而，近来这两种体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建立了极为昂贵的公共医疗体系，实施了连凯恩斯都会为之汗颜的干预主义货币政策，赤字持续攀升，致使预算主管绝望辞职。此外，工会、侵权律师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稳固的利益关联，美国经济似乎对各种刺激措施反应迟钝，增长速度与欧洲经济一样缓慢。或许有些言之过早，但一些观察人士现在认为美国已经“欧洲化”了；欧美两大洲在某种意义上都变得更加民主了。

01 评价与描述

任何名副其实的语言都会明确区分用于评价的词汇和单纯用于描述的词汇。不妨思考一下这两类词汇。第一类包含 “好 - 坏”“英俊 - 丑陋”“美好 - 恶劣”“正确 - 错误”“真实 - 虚假”“公正 - 不公正” 等反义词对。在每一对词中，第一个词显然比第二个词更优越、更值得选择。说坏比好更优、恶劣比美好更宜人、虚假比真实更值得尊重，显然毫无意义。第二类词汇包括 “相似 - 不相似”“大 - 小”“多 - 少”“长 - 短”“平等 - 不平等” 等。这类词对中的第一个词并不比第二个词更具价值、更令人向往或更值得称赞。它们都是描述性的；我们赋予它们的任何排序都源于特定的语境，比如在某些语境中 “长” 比 “短” 更合适，反之亦然。“平等 - 不平等” 就是这样一对词，尽管从日常政治辞令中听来你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民主 - 不民主” 同样如此。

02 最大最小化规则

据说温斯顿·丘吉尔曾讲过，民主是除了其他所有政治制度之外最糟糕的制度 。这是一句很经典的格言，但从决策理论角度来看却并不高明。将其作为一条规则来遵循，很难说是理性的理想选择。

从神权政治到技术统治论，从封建主义到财阀统治，从世袭君主制到民粹主义暴民统治，从少数人的独裁到民主制，政治制度种类繁多。每一种制度都可能产生一系列或好或坏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我们只能猜测。声称我们拒绝猜测这些不确定的结果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我们是否猜测，猜测得正确与否，结果都会照常出现。即便无法保证猜对，至少尝试去预测，也比放弃希望、完全不尝试要好。或许无需多言，一种特定政治制度产生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还取决于适用该制度的人群类型以及历史契机。

选择一种政治制度，就如同在与命运 “对抗” 的博弈中选择了博弈论者所说的 “策略” 。每种策略都旨在产生从极好到极坏的一系列结果中的某一种。理性，即忠实于自己的喜好和厌恶，要求我们选择能根据概率权衡，提供最佳结果组合的策略。

有一种著名的策略，即最大最小化策略，它偏离了这种理性规则。它并非提供最好（这里“最好”的组合，从定义上讲，就是比其他任何组合都更受青睐）的好坏结果组合，而是选择其最坏可能结果优于其他任何可行策略最坏可能结果的策略。它的名字“最大最小化”意味着“最大化最小值”，这会引导你选择在所有其他策略的最坏结果中，其最坏结果是最好的那个策略，而不用考虑比这更好的所有其他结果。民主让我们稳稳地陷入了最大最小化策略。它确实是最不坏的选择。

03 永久产权还是租赁产权

“民主”并非褒义词，“不民主”也不是贬义词。与“平等”和“不平等”一样，这些词都是描述性的，任何将它们用作评价性词汇的人，都是过去半个世纪左右被政客、媒体人和二流学者设下的语言陷阱的受害者。将民主与法治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以及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下的奥匈帝国都是不民主但遵循法治的国家。

除民主制外，所有政治权力的持有都类似永久产权，会一直持续，直到某些外部因素使其终结。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持有则类似租赁产权；它有一个预设的到期日，到期后权力终止，需要重新获得。重新获得租赁权需要通过竞争。权力租赁通过多数投票授予向潜在联盟提供最高“价格”以换取支持的竞争者。而这个“价格”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支付，主要承担者是潜在的少数群体。结果是财富从较富裕群体向较贫困群体的净再分配，因为从富到贫的转移总能比从贫到富的转移“出价”更高。政治权力租赁竞争的基本机制确保了民主在总体上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是这种机制的结果，而非原因。

在追求收入和财富平等的道路上（这个目标永远无法实现，甚至人们都没有认真去追求），政府必须不遗余力地美化和发展福利国家。连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积极支持国家为此进一步扩张：“唯一的问题在于收益是否值得付出这些成本。”这确实是个好问题。“政府可以提供…… 许多服务，除了通过征税筹集资金外，不涉及强制手段” 。竞争压力促使政府抢占国民生产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自身支出，留给个人支配的比例则不断缩小。除非奋起反抗，个人必须服从这一安排，因为多数决规则确保集体选择优先于个人选择。随着权力租赁期的常规到期日临近，政府在采纳“收益大于成本”的“有用公共产品和服务”新构想方面陷入狂热。人们的印象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成熟，选举热开始得越来越早，竞选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全面。

政府定期面临任期到期的情况，这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类似最大最小化策略的安全性，但为此付出的代价高昂。与部分（当然并非所有）非民主制度相比，民主制度下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往往较低，结构调整面临更多阻力，预算赤字问题也更为长期化。我们无需选取法国或西班牙与韩国、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这样极端的例子，就能看出这种总体趋势。民主在欧洲催生了一种“社会模式” ，如今又在美国大力打造类似模式，这种模式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但其成本却被掩盖，或者很容易被归咎于民主制度本身以外的其他原因。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不应设法摒弃民主，用充斥着空洞言辞、别无他物的神奇“新秩序”取而代之。相反，这表明民主并不值得人们像对待某种终极至善那样，对其敬畏和赞美。它理应像其他所有政治制度一样，接受持续的批判性审视，并抵制其在边缘地带的侵蚀。

参考资料：

1. “在这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世界里，人们尝试过并还将尝试多种政府形式。没人会认为民主是完美无缺或全知全能的。事实上，有人说过，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不过其他曾被不时尝试过的政府形式更糟糕。”（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的演讲，《官方报告》，下议院（第5辑），第444卷，第206-207页）

2. F.A. 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22页。

3. F.A. 哈耶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研究》（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78年）。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