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thony de Jasay

日期：2012年10月1日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其新书《不平等的代价》（2012年） 中，几乎完成了从左倾但严谨的学者到严厉控诉者的转变。读者应当感谢他，因为这本书蕴含着一些有趣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与斯蒂格利茨教授试图引导读者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1]。

据《纽约时报》称，这位在非正统经济学家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者，因其在信息不对称研究方面的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消息灵通的卖家和信息匮乏的买家按照某种定义来看，交易条款是低效、虚假的，并且在主观上可被指责为不公平。在新书中，斯蒂格利茨教授依旧秉持着让他声名远扬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现在，他大量运用这一理论，但不再以观察者的身份。如今他成了“卖家”，用一连串雄辩的统计数据支撑的论点向读者“狂轰滥炸”。这些统计数据是经过筛选的，为筛选者的目的服务。如果读者认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因为相比作者，他们对大量能说明不同情况、却未被收录在书中的其他统计数据了解较少。

作者试图让我们接受的主要观点是：不平等现象急剧加剧，并且仍在持续。这并非是由于全球化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而是因为富人和权势者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操纵税收、财政支出和公共政策，削弱政府职能，破坏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摧毁部分监管框架并使剩余部分产生偏向，减少市场竞争——控诉的内容似乎无穷无尽。“不平等”这个词代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总和。这种不平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这也正是书名的由来。

不平等的代价体现在三个方面：市场经济的退化、社会正义的缺失以及对民主的威胁。

经济退化表现为市场无法推动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确，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得惊人。但声称增长乏力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完全是主观臆断。韩国在半个多世纪里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其收入、财富，以及斯蒂格利茨含糊提到的“权力”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极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印度、智利和秘鲁的情况也是如此。西欧在平等程度上明显高于美国，但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经济增长能力，而且在有效吸纳劳动力方面似乎明显更弱。日本的收入分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最为平均，但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这些大大小小、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难道都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希望我们相信的理论的例外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理论还剩下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更合理地将这些统计数据解读为：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相伴，经济停滞与平等共生。然而事实上，这种解读和相反的观点一样值得怀疑。这肯定不是斯蒂格利茨先生希望我们得出的结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其他条件并不相同”，而恰恰是这些“其他条件”才反映了真实情况。

我们为不平等付出沉重代价的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正义感的丧失。在美国，收入排名前1%的律师、医学专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从原本是普通家庭平均收入的200倍增长到了300倍。而普通家庭平均收入为5万美元，实际上二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我们从各方听到的说法是，这种情况正引发强烈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种观点很微妙，需要仔细分析。极有可能的是，即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中位数收入的30倍，甚至只有3倍，人们的不满情绪也不会比收入差距为300倍时少。引发不满的可能是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而非不平等的程度本身；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人对任何不平等现象都心怀不满，无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他们的300倍还是仅仅3倍。斯蒂格利茨教授提议对高收入群体征收70%的所得税，这可能会让左派人士感到些许满意，但并不能缓解人们的不满情绪。此外，合理的推测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很大程度上既源于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停滞，也源于富人财富的快速增长。

与作者声称的富人变得更富不是因为潜在的经济趋势，而是利用权力和影响力自肥的观点不同，我在本专栏中不止一次提出，真正的原因是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全球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大幅增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亚洲有超过十亿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生产出的可贸易商品价格比美国和欧洲此前生产的同类商品更低。在这些新增的亚洲劳动力被完全吸纳、工资上涨到西方水平之前，美国和欧洲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持续低迷，而利润在增加值中的占比将会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虽然加剧了西方的不平等，但随着亚洲乃至最终非洲人民摆脱贫困，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平等。

然而，这一切与正义并没有太大关系。对某件事感到不满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不公正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大多数舆论制造者都采用了斯蒂格利茨的手法，即将“平等”与“社会正义”当作同义词，可以互换使用。一旦这种将两者相互等同的习惯根深蒂固，不平等就自然而然地等同于对社会正义的侵犯。为不平等辩护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没人会支持不公正的事情。但当我们意识到，斯蒂格利茨和整个温和左派都是通过玩弄语言技巧来宣扬他们的观点时，这可能会让我们更有勇气从根本上拒绝这种对不平等的全面抨击，而如果他们没有如此滥用“正义”这一概念，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坚决。

最后，我们被警告说，不平等对我们珍视的民主政府构成威胁，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在很大程度上，选票是可以用钱买到的；由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钱；富人会为右翼候选人购买选票，抢占原本可能投给左翼的选票。为富人支持的候选人投票，会让富人更有影响力，进而变得更富，这使他们下次能买到更多选票。他们的统治变得牢不可破，自我延续。

奇怪的是，斯蒂格利茨的这一推理再次站不住脚。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巴拉克·奥巴马筹集了7.45亿美元，是约翰·麦凯恩3.68亿美元筹款的两倍。左派最终获胜，大概是因为所谓的大资本家在收买选票上的投入，远不及少数族裔、好莱坞演员、工会和学生。斯蒂格利茨关于富人收买选票的理论在国会选举中似乎更适用一些，但收买选票并不总是为了支持右翼，根据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谁能更好地服务于特定的地方和特殊利益，收买行为也常常是为了支持左翼。与欧洲不同，美国的立法者可能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但更易受贿赂影响，不过他们的受贿更多是为了维持混乱的分配现状，而非加剧不平等。

即便斯蒂格利茨的论点不常出错，从一个基本层面来看，它仍然是失败的：它默认忽视了一个原则，即好坏都得接受。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说法，不平等会带来无数痛苦的后果，这相当于沉重的代价。他含蓄地，有时甚至公开地邀请读者去改变现状，消除弊端，只接受好的结果。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每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都有其内在的结果，有好有坏，这些结果相互交织，难以区分。和其他集体选择规则体系一样，平等也有其代价。只要想想过去的古巴，以及许多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我们就会怀疑，即便在不那么特殊的国家实施平等政策，其代价也可能是巨大的。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工程师的人来说，提出能够消除弊端、降低社会秩序代价的改革方案总是很诱人。但在受到诱惑之前，最好记住，一切事物都有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很难识别，更不用说预测了。

注释：

[1].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及我们的未来》，纽约：W. W. 诺顿公司，2012年。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