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但是体制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的革新。

（一）资本下乡是否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兼并是老生常谈，但是传统历史书写的可信性不足。历史书写有“资治通鉴”功能，目的是警戒皇帝，但是资料的可靠性不足、且缺少逻辑分析。历史书写是事后的解释，且只是多种解释当中的一种，并不是真实的再现。我们不能用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来制定未来的政策，甚至限制人们的权利。

通过历史难以预测未来。伴随全球化和市场化，新产业、新技术、新制度、新知识的交流和进步越来越快，研究传统社会的经验对未来的借鉴和预测能力越来越小。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封闭，或许可以经由研究历史来获得启发。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与世界互动越来越频繁，已突破了封闭时代下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未来的预测，不能再简单地向内找规律，把国家作为封闭分析的单位，而应“从世界看中国”，寻求世界普遍联系下的多元发展路径。

（二）经济危机爆发时，农村是否可能成为吸纳失业人口的缓冲？

1930年代大萧条、1997亚洲经济危机、2008经济危机，发达国家没有把人赶回农村，为什么我们就要把人赶回农村？经济危机是感冒，是对经济的调节，而不是癌症。在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仍然在增长与快速发展，城市化并没有终止。

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把人赶回农村。农村的生产率低，把人赶回农村，只会恶化危机。何况，农二代已不会种地，生活方式已融入城市，即使失业也不会返回农村。经济危机时，国家会更可能保证城市的供应，让农村自生自灭，把人赶回农村相当于抛弃农民的孩子。

（三）宅基地能作为农民失业的保障吗？

许多农二代已融入城市，区别只是融入了大中小城市，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改变，即使失业也不回农村。

保障人们生活的是就业和收入，而不是土地。农村不缺地，缺的是机会。只有一块盖房子的地，但没有产出和收入，不可能作为保障。城市的市场更大，与农村相比，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也比农村有更高收入，更容易生存。

不同时期，人们对保障有不同的标准。农村住宅的问题不是缺少土地，而是住房质量差，农民希望住更高品质的住房。把宅基地作为保障，脱离了农民随时代变化的需求。

（四）不能利用宅基地开发商品房住宅吗？

不要把开发房地产赚钱当作问题，要看到开发与投资有较大的风险和高资金成本。在资金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搭配商品房住宅是回收投资，降低成本较快的方法。既然城市商业开发允许搭配销售商品房住宅，为什么不允许农村开发商品房住宅？不允许开发商品房住宅，降低了社会资金投入乡村的盈利空间，不利于乡村振兴。

（五）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会降低房价吗？

放开集体土地入市，对城市中心区，如金融街、CBD，影响不大。这些地区的产业集聚，可替代性较差。但是土地入市可以提供更多住房供给，对城市外围、郊区的房价或有影响，从而降低大城市年轻人面对的房价压力，降低工业及商业的土地及住房租金。在经济下行期，土地入市可以大幅降低经济体运行的成本。

（六）放开土地入市，会影响耕地保护吗？

耕地保护的难易，受实施耕地保护成本的约束。在土地价格高的地区，政府、企业、农民都会想办法违法占地，实施耕地保护的成本高，耕地保护更难。在土地价格低的地区，保护耕地的成本更低。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的空间配置效率：把耕地配置在实施保护的成本较低的区域。

实施规划下的耕地保护，是为了减少人们占用耕地，对社会产生的外部效应。但是，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减少外部效应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确立产权、建立市场来减少外部效应，如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某些情况下，消除外部效应导致的代价可能比外部效应造成的损失更大，应允许适度的外部效应存在。比如排放污染会造成身体健康损失，但是完全消除污染，可能带来失业、物价升高等一系列问题，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更大，应允许适度的排放量。

外部效应有多大，采用哪种方法，是需要分析和评估的，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外部效应，但不评定外部效应造成的损失，以及解决外部性的各种方案及成本，就立法限制公民的产权。

（七）评价不同制度的原则：用理想改造现实？

不能拿市场开放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与理想世界作比较。既让农民参与市场交易致富，又让农民不冒风险，这样的理想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各种制度下的问题和成本，在不完美的制度中选择相对不那么差的。

有人担心，放开土地市场可能会发生种种问题，但是封闭土地市场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当下，封闭市场存在的问题要大的多。城市土地供给不足，房价越来越高，工商业土地与房屋租金高企，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太高。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居民财产增值，越来越富裕，相较之下，农村财产性收入缺失，乡村衰败。目前的体制再不改革，对经济的伤害会越来越大。

（八）问题的核心：根据理论建立的体制，是否尊重个人（农民）的产权？

立法者是否应该根据理论来建立体制，限制他人的权利？

任何理论都是对世界的一种假说，而非真理。理论在面对现实时，都有其应用的局限性，也因此，使用理论时，往往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用理论作为立法基础限制公民的产权，会极大地降低公民使用资源的激励，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成本。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按照怎样的原则来界定产权？是按照立法者的理论来限定产权，还是尊重个人产权，让公众按照常识和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财产？我们要相信，我们并不比实践中的农民有更多的市场知识，农民对市场的反应是合理的，从而，尊重产权会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同时，尊重个人产权，不代表不考虑国家利益。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市场体系等，来协调各方利益。但不能大而化之，以假想的问题或危机为由，限制个人利用其产权所进行的探索试验。

（发表于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