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年2月21日

从文明诞生之初，各个社会就在努力寻求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它们管理权力的方式——无论是通过帝国的中央集权控制，还是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所赋予的分散权力。

美国建立在一个激进的理念之上，即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上帝赋予的权利，而不是授予这些权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愿景受到了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再分配政策，以及一个将权力置于原则之上的根深蒂固的政治阶层的侵蚀。

如果要让政府回归其应有的位置——服务而非统治，就必须从根本上对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重组，将自由、责任和人类的繁荣发展置于首位。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作用应局限于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其他一切事务最好交给市场和志愿机构处理。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阐述了建立一个极简政府的理由，这样的政府能够营造一种环境，让个人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目标。他警告说，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一旦政府掌控了经济，就必然会将其权力延伸到个人和政治自由领域。

尽管有这些警告，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是远远超出了宪法的限制。最初，它被设计为一个权力有限列举的政府，如今却对从企业运营方式到教育管理模式等方方面面发号施令。权力的集中削弱了曾让美国走向繁荣的经济活力。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警告说，政府的规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人选择和自由的丧失，即便其初衷是好的。联邦政府唯一合法的职能是国防、保障合同和财产权，以及确保基本法治。其他所有事务应归各州、地方社区，最重要的是，归个人负责。

正如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政府失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激励机制。布坎南打破了政客是无私地为人民谋福祉的公仆这一神话。

相反，他指出，政客们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谋求连任，并回报那些资助他们竞选活动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官僚阶层则从政府权力的扩张中获益，形成了一个抵制改革的顽固体系。这种政治自保的循环解释了为什么政府支出持续上升、债务失控，以及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着政策制定。

这种情况在政府福利项目的演变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项目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目的。社会福利曾经依赖于私人慈善机构、教会和互助社团，如今却被官僚机构接管，这些机构不仅让福利变得缺乏人情味，还使人陷入长期的依赖。

托马斯·索威尔在《财富、贫穷与政治》一书中指出，政府对福利的干预弊大于利，它抑制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削弱了社区责任感。政客们承诺提供更多福利，因为他们知道，依赖福利的人群会形成一个选民群体，确保他们能够连任。相比之下，私人慈善机构和教会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给予道德和社会支持，帮助个人重新获得独立。

税收制度必须简化并提高透明度。现行税收制度对生产力起到抑制作用，通过对收入在赚取、投资和继承转移等多个环节征税，扭曲了经济激励机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不公平的，让那些钻税收漏洞的人受益，却加重了努力工作和明智投资的人的负担。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消费税理念仍然是最佳选择，即只对最终消费征税，而不是抑制储蓄和投资。这样的制度将消除美国国税局（IRS）税收体系的复杂性，消除税收政策中的政治偏袒，使税收更加透明。

或许，政府控制中最隐蔽的形式是对货币本身的操纵。美联储的设立本是为了稳定经济，但它却通过人为的信贷扩张和鲁莽的货币政策，引发了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周期。

自由银行领域的专家拉里·怀特指出，从历史上看，没有中央银行的竞争性银行体系比由中央控制的法定货币体系创造了更稳定的货币环境。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其根源并非企业或消费者，而是政府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行为。

健全的货币体系不能通过中央计划来构建，而必须建立在自由银行制度之上，让私人机构竞争发行以黄金和白银等有形资产为支撑的货币。可靠的货币能够让政府承担起责任，防止其通过印钞来逃避财政责任。

联邦监管是政府过度干预的另一种手段，它扭曲了市场，限制了创新。当人们能够在不受官僚机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贸易和生产时，自由企业才能蓬勃发展。大多数监管措施并非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是为了让与政治有联系的行业免受竞争冲击。许可证法律危害尤其大，它设置了准入门槛，对那些无力承担高昂培训费用的低收入工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彼得·博伊特克在奥地利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强调，监管往往是寻租行为的结果，即老牌企业利用政府保护自己免受竞争，而不是致力于改进产品和服务。一个自由的社会依赖于合同执行和责任法，而不是政府的先发制人式干预。

虽然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是对自由最明显的威胁，但州和地方政府在维护或侵蚀自由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各州本应成为竞争的试验场，但许多州却照搬了华盛顿最糟糕的政策，征收高额税收、实施繁琐的监管，还进行不计后果的支出。州政府的正确角色应该是保护财产权、提供基本基础设施，并在尽量不干预经济事务的前提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支出应严格受限，与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挂钩，以防止政府规模逐渐膨胀。

在地方层面，最具破坏性的税种之一是房产税，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人能真正完全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各州通常不征收房产税，但地方政府由于开支过大，严重依赖这一税种。哈耶克强调，稳固的财产权对经济稳定和个人自由至关重要。

房屋所有权本应是财务独立的基石，但房产税却像一种无休止的租金，让真正的所有权成为泡影。地方政府应通过限制支出，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转向按使用收费的方式，逐步取消房产税。这需要控制学区支出、市政养老金成本，以及不断膨胀、导致房产税逐年上涨的地方官僚机构规模。

教育政策是州和地方政府未能维护个人权利的另一个领域。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存在意识形态灌输现象，而且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确保优质教育的唯一途径是引入选择机制，让资金跟着学生走，而不是去维持那些失败的教育体系。

索威尔关于教育的研究突出表明，学校之间的竞争能够提高教育质量，而中央集权控制则会导致平庸。普及教育储蓄账户将使家长能够为孩子选择最佳的教育方式，无论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特许学校还是在家上学。

治理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营造一种环境，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人性存在诸多缺陷，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创造出一个乌托邦。但历史表明，最自由的社会也是最繁荣的社会，而且繁荣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道德层面。

索威尔提醒我们，强调个人责任和创业精神的文化，其发展成果要优于依赖政府干预的文化。当个人能够践行个人责任、建立稳固的家庭，并自愿展开合作，而不是被迫接受财富再分配时，社会就能蓬勃发展。

这一愿景不仅基于经济理论，还植根于神学、心理学和法律。

从神学角度看，当个人能够作为有道德判断力的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国家的臣民时，人的尊严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人们拥有自主权和目标，而不是依赖他人和追求特权时，他们就能茁壮成长。西方法律传统所阐述的法治理念确认，正义要求平等适用法律，而不是任由政府随意发号施令。

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并不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恰恰相反，它需要一个受到严格约束的政府，这样个人、家庭和社区才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繁荣发展。通往繁荣的道路不在于中央计划，而在于个人自由、责任，以及一直推动进步的自愿合作。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塑政府，而是让政府回归其应有的位置——权力有限、有问责机制，并服从于人民。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让人民走向繁荣。

关于作者：万斯·金恩（Vance Ginn）博士是金恩经济咨询公司总裁、《让人民繁荣秀》节目主持人，曾担任特朗普政府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