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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乾

日期:2024年11月3日

朋友传来一篇有关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文章,问关于关税政策的历史。从美国历史经验看,关税究竟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美国新政府或许会征收高关税的情况下,对于美国关税政策历史的回顾或许会有启发。  

传来的文章引用的是Douglas Irwin的《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第六章的内容。Irwin在本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高关税是不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强劲增长和美国作为工业强国崛起的主因?”

毕竟,在19世纪末的高关税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叹。“美国经济在内战后的扩张速度确实令人咂舌。1860年至1900年,美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铁路里程从3.1万英里扩张至25.8万英里。生铁产量增长了16倍。煤炭产量增长了23倍。1870年,美国在全球制成品的生产总量中占23%,到了1913年,这一比重已经攀升至36%,基本上抢占了英国的份额,英国在全球制成品产出中的比重从32%下降到了14%。到了世纪之交,美国成为全球领先制造商。此外,美国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高居榜首。”

问题是,“高关税是否在这一时期推动了美国的粗放增长,或者说至少是部分推动因素?当时的贸易保护支持者自然是这么认为的。”关税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认为,关税保护加快了经济增长,带来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若麦金莱所言不虚,那么经济学家普遍拥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岂不是违背了历史事实?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再次让美国伟大?

但是,经济学家对于关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持有不同意见。“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质疑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增长应归功于保护性关税。他们强调说还有其他因素驱动美国经济强势扩张,特别是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们开采利用这些资源时没有受到太多阻碍。”例如,道格拉斯.诺斯(1960)认为:“总之,尚不能确定是不是开征关税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开征关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没有这么快。更让人生疑的是,它是否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出现净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诺斯称,这是由于“关税一刀切地给许多原材料和工业制造品披上了保护主义的外套,同时扶持了那些未能善用自然资源的行业以及效率较高的行业”。倘若没有贸易保护政策,或许美国会增长得更快。

Irwin接着写道,美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其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而关税在推动移民进入美国以及资本深化进程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在这一章后续的内容里,Irwin继续论证关税对总体生产率增长及提高人均产出的影响甚微。

那么,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所致呢?Irwin提及,“事实上,美国的政策组合极不寻常:尽管它将部分进口外国商品拒之门外,但对进入本国的人员、资本和观念基本没有设置障碍。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经济体。……美国允许国内各州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允许劳动力和资本跨州自由流动。它拥有广阔的农业用地和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而且通过非政治化的司法体系执行合同,保护产权。……联邦政府没有干预这些创造性破坏或限制竞争,也没有人为地维持低效产业。美国的资本市场运行顺畅,推高了投资率,使美国可以从英国及其他国家获取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它还不断拓展中学教育体系,使美国人口保持了较高的识字水平。简而言之,无论美国选择什么竞争政策,它都具备了实现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的条件”。

Irwin在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史的总结中指明:“美国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它一直属于高工资国家,而不是低工资国家,而且在吸收外国技能移民和非技能移民从来没有遇到困难。在19世纪,美国的政府规模相对较小,没什么存在感。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与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轻松地习得各种创新。当今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庞大,常常干预经济发展而且腐败成风。它们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为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设置了重重障碍”。正因如此,很难用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参照范例,毕竟从现代化的制度层面起始,美国就并非发展中国家。

倘若我们能从这段经济史中获取教益,或许就是Irwin上述所论,贸易保护并不能助推经济增长。进一步而言,我们能从Irwin所阐述的历史中归结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1. 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劳动力、资本和观念的国际间自由流动;

2. 国内的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本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也就是全国一体、没有制度障碍的大市场;

3. 法治社会与产权保护:各级的司法独立及普通法系是基础;

4. 小政府,极少的政府干预:更别说有什么国家推动的产业政策;

5. 运行顺畅的资本市场:产权保护与自发形成的资本市场是基础;

6. 与全球技术前沿国家保持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轻松地学习各种创新;

7. 高工资的经济体。

若说提升内需是发展中大国应对贸易争端的关键一招,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内需,上述历史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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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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