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Sumner
日期：2024年1月11日
许多西方专家认为，中国应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他们对中国投资浪费的一些批评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增加消费”显然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
一些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赞成增加消费，而另一些则反对这一观点。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而投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生产更多消费品的一种方式。
假设我是一名中国工人，生产某种投资品，比如铁路系统的机车引擎。中国政府决定让我从生产投资品转向生产消费品。他们指示我停止制造火车车厢，开始制造微波炉——一种消费品。但我该怎么做呢？靠我的双手和车库里的一些工具吗？首先，必须有人建造微波炉工厂，而这需要更多的投资。显然，没有任何神奇的方法可以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促进消费。
[这里，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些见解可能会有所帮助。改变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所说的“可持续的专业化和贸易模式”（Patterns of Sustainabl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可能需要新的投资，即使最终目标是转向消费。］
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主张“需求刺激”。也许微波炉工厂已经存在，但由于总需求不足而未得到充分利用。在我看来，在考虑长期增长问题时，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推理帮助不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长远来看，低收入国家不可能通过大量印钞和刺激总需求来提高消费水平。中国目前很可能存在小幅的需求缺口，并且其货币政策也许应更具扩张性。但这不可能是几十年来学者们呼吁中国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全部理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更大的需要是迅速将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外移，从而使经济能够有更多的产出。而这需要大量投资。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似乎正在进行大量的浪费性投资，但不清楚中国如何才能在不进行更多投资的情况下促进消费。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两种促进消费的方式：以更具生产性的方式进行投资，以及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本存量。这两种方式通常都不会被称为“消费主导型增长”，而会被称为提高效率的措施或供给侧改革。
请看《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于北京的领导层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至关重要。在他们看来，要在2024年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4-5%的范围内，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大力促进投资。”
这听起来像是中国领导层无视西方专家的意见。但事实就是如此：
“但今年的地方投资计划与以往的举措相比，在目标上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2024年的项目带有明显的科学色彩，侧重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和低碳能源领域。这表明了提升价值链和发展新增长引擎的决心。第二，强调对社会福利的投资。第三，房地产投资项目明显减少。最后，更加重视私人投资。”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更明智的投资尝试——将资源投入到最能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但我不认为这是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而是恰恰相反。当中国建造公寓楼时，中国公众可以立即消费更多的住房。因此，消费的影响是迅速的。科技投资也能促进消费，但时间滞后要长得多。
通常的说法是，中国小城市的大部分房地产投资都被浪费了，因为楼房空置。这一事实表明，与其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不如转向更有效的投资，以便日后促进消费：
“在社会福利方面，地方投资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教育、医疗和环保项目。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Yu Yongding）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领域仍有很大差距。这些投资也将促进消费和国家经济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还讨论了通过减少保护主义和鼓励民营部门，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本存量的必要性：
“从长远来看，最佳的战略是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更公平的市场，并确保住房的可负担性。更公平的市场意味着创造一种环境，使中小型民营公司有机会像国有企业一样获得银行融资，并参与竞标过程。”
我认为，谈论消费主导型增长毫无意义。打个比方，假设你希望你的孩子快乐。你会鼓励你的孩子追求“幸福主导型生活方式”吗？还是你会鼓励一系列你认为从长远来看会带来更多幸福的行为，比如重视家庭和朋友、努力工作、获得教育、追求精神价值等？
中国需要供给侧改革（supply-side reforms）以便更合理地使用投资资金；中国也需要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以便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本存量。谈论“消费主导型增长”只会混淆视听。
注：本文原题目“Does Consumption-Led Growth Exist?”，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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