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R・亨德森

1970年11月3日，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他采取行动，将主要产业收归国有，征收农田，实施价格管制，对进口施加严格限制，并大幅增加货币供给。结果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价格管制导致多个市场出现短缺，1971年货币供应量增加136%、1972年增加178%、1973年增加365%，引发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的混乱、高通胀以及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和罢工。1973年9月11日，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总司令领导的智利军队推翻了阿连德。同一天，阿连德选择自杀，而非被俘虏。随后是16年的特殊时期，直到1989年末民主制度重新建立。

在阿连德当选之前，几位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的经济学家就在努力推动智利经济向自由市场方向改革。当然，阿连德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但阿连德倒台后，皮诺切特将军更加开放。多年来，他们倡导的一些改革得以实施，并产生了主要是有益的经济效果。

芝加哥男孩

1956年，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达成协议。其想法是将有前途的智利学生带到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们可以向芝加哥相当倾向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教授学习经济学，然后返回智利。当时那里有芝加哥的明星之一，后来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56年9月，第一批学生抵达芝加哥。仅仅两年后，他们返回智利，成为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全职成员。这些学生，除了一人之外都是男性，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

1969年，为准备阿连德最终赢得的1970年总统大选，芝加哥男孩为保守派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的总统竞选活动制定了一套经济提案。他们提议降低关税、放松经济管制、结束大多数价格管制，并允许汇率根据市场力量进行调整。他们的提案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受。事实上，当亚历山德里听到这些提案时，他对助手说：“把这些人赶出去，确保他们永远不再回来。”

然而，这些“特别”的芝加哥男孩笑到了最后。他们1969年的提案成为1973年末向推翻阿连德的军政府提出的提案的基础。他们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做出的一个预测给了他们可信度。1972年初，当通货膨胀“仅”为35%时，芝加哥男孩运用在芝加哥学到的工具预测通货膨胀。当他们在那里学习时，他们学到了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相信的观点：如果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物价水平将滞后大幅上涨。基于此，由于197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了136%，1972年增长更多，他们预测1972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80%。作为回应，阿连德政府指责他们进行“不好的活动”。事实上，他们低估了：197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60%。

改革方案（“El Ladrillo”）

1973年的政变三天后，芝加哥男孩的领导人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被任命为新经济部长罗道夫・冈萨雷斯将军的高级顾问。据爱德华兹说，德・卡斯特罗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工作邀请，而是一道军事命令。

德·卡斯特罗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整合了前面提到的基于1969年提案的方案。结果形成了大量的文件，被称为“El Ladrillo”（砖头）。当德・卡斯特罗第一次见到冈萨雷斯时，将军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但当时他不知道德・卡斯特罗是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砖头”的作者在许多领域提出了建议，这里无法一一列举。重点是取消进口配额、将关税税率统一降至30%、货币贬值和取消许多价格管制。爱德华兹对这些建议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是“适当的”。

一个很快显现的良好效果是商人不再需要向政府申请提价。爱德华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食用油行业的商人不得不与德・卡斯特罗会面三次，才最终相信他在第一次会议上所说的他们可以自由提价，并且进口将限制他们设定过高价格的能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休克疗法

1975年3月21日，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访问智利并与皮诺切特将军交谈了一个小时。在那次会议上，弗里德曼说，要迅速降低智利350%的通货膨胀率，唯一的办法是实施“休克疗法”。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通货膨胀如此之高是因为智利中央银行印钞来为占国内生产总值10%的预算赤字融资。弗里德曼计算出，要实现预算平衡从而避免印钞的需求，将需要全面削减25%的政府开支。弗里德曼认为，短期内以高失业率形式出现的痛苦会很大，但长期收益——低通货膨胀和更高的经济增长——将使这种痛苦值得承受。弗里德曼还主张开放智利经济实行自由贸易、结束价格管制、全面放松经济管制和私有化国有企业。简而言之，弗里德曼主张并超越了“砖头”中的许多内容，尽管据爱德华兹说，弗里德曼没有读过“砖头”。

皮诺切特没有采纳弗里德曼的所有建议，但他确实全面削减了15%的国内政府开支。此外，价格管制被取消，进口许可证要求被废除，进口配额被取消，关税大幅降低。此外，阿连德国有化的大多数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失业率从1974年的约10%上升到1977年的超过20%，然后在1980年降至约15%。我猜弗里德曼没有预料到失业痛苦会持续这么久。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加快。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977年增长了9.8%，1978年增长了8.5%。

弗里德曼的访问引发了很多争议，1976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宣布后，争议进一步加剧。一些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尽管他们中没有人获得过经济学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谴责弗里德曼，因为他与一个曾使数千人不幸的人交谈。但弗里德曼，一直是个斗士，为他的访问进行了辩护。

爱德华兹对弗里德曼访问后的描述是我对这本书不满意的一部分。爱德华兹写道：“但在内心深处，弗里德曼对智利事件感到困扰。”爱德华兹怎么知道弗里德曼内心深处的想法呢？他没有说。他最接近解释他的结论的是他观察到每次他和弗里德曼谈论智利和皮诺切特时，他“注意到了一些不适与不安”。会不会是弗里德曼厌倦了为此受到攻击，甚至被问及此事呢？爱德华兹似乎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

爱德华兹确实强调了弗里德曼为一个被皮诺切特压迫的人所做的一件好事。1976年7月，在弗里德曼被宣布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三个月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阿尔伯特・菲什洛请弗里德曼帮助释放智利经济学家费尔南多・弗洛雷斯，他是阿连德政府的前经济和财政部长。1976年8月，弗里德曼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要求释放弗洛雷斯，他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被释放。

弗里德曼的汇率矛盾

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是最早倡导浮动汇率而非固定汇率的人之一而闻名。在195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他有力地论证了由供求变化决定的浮动汇率。他这样做是反对主流观点，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更好。因此，我原以为弗里德曼会主张智利政府允许其比索浮动。但爱德华兹指出，他没有这样做。在1981年他在智利蒙特・佩勒林学会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弗里德曼认为智利应该将其货币与一个主要国家的货币挂钩，并且说已经这样做了。但爱德华兹指出，其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智利实行的是“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即汇率被设计为按离散步骤变化。此外，爱德华兹指出，在他1998年与妻子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弗里德曼写道：“我一直主张像智利这样有中央银行的国家应该让其货币浮动。另一种选择是取消中央银行，将其货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统一。”如上所述，弗里德曼并不一致。我真的很困惑。从1970年第一次拜访他到2006年他去世前一两年的最后一次谈话，我很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我从未见过他为了迎合别人而妥协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可能他认为如果他主张浮动汇率会削弱一些他的前学生的观点呢？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弗里德曼指出的一点绝对正确，那就是如果你保持汇率固定，那么需求下降将迫使国内价格和工资下降。问题是在1979年，劳工部长何塞・皮涅拉说服皮诺切特修改劳动法，使工资变得具有刚性。具体来说，在合同谈判期间，企业被要求提供至少与上一份合同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相当的工资增长。当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期间智利主要出口产品——铜的需求下降时，铜矿工人和相关行业工人的工资无法下降。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失业率飙升至25%以上。为了便于理解，我注意到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最高失业率是25%。

另一项由何塞・皮涅拉推动的重大改革，在前景上似乎合理，但结果并不理想，那就是养老金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政府允许设立私人养老金，工人可以将工资的10%缴纳到养老金账户并投资资产。这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现收现付式庞氏骗局有很大不同。爱德华兹写道，问题是如果工人的目标是在退休后获得接近他们工作最后几年收入的养老金，10%的缴费比例太低了。事实证明，养老金通常仅约为工人先前工资的25%。

爱德华兹指出了私人养老基金的几个问题。他指出基金经理收取的管理费用过高。不过他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如果每年高达1%，那将大幅降低回报。每年1%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复利计算。另一个问题是基金可以投资的资产受到严格限制。在最初的九年里，他们被禁止投资外国资产。后来限制逐渐放宽，1996年其提高到微不足道的6%，2004年提高到30%，2008年提高到45%。大部分投资必须是国内资产的要求，使人们无法投资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

智利经济表现

在1973年至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选举政府之前，自由贸易、结束大多数价格管制和私有化政策发挥了作用。在此期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3%，相当于每年1.7%，虽然不高，但还算可观。通货膨胀率从508.1%降至27.3%。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21%降至13.8%。失业率从4.8%升至7.8%，虽然不好但也不算太糟。实际工资增长了143%。

左派掌权

1990年，基督教民主党的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当选总统。他之后是一系列左派人士：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以及后来的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他们都是社会党成员。不出所料，这四人都扩大了福利国家的规模。有趣的是，拉戈斯和巴切莱特都实施了一些芝加哥男孩倡导的改革。例如，他们降低了关税税率，并将供水和污水处理私有化。

在贸易、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方面坚持改革路线的经济结果总体上相当不错。在1990年至2019-2020年期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1%，平均年增长率为2.8%。通货膨胀率从27.2%降至2.9%。失业率确实上升了，从7.8%升至令人担忧的10.8%。实际工资增长了112%，平均每年增长2.5%。

但也存在问题。极左派不喜欢自由市场并反对它。他们没有为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到2019-2020年已降至0.7%）而高兴，而是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芝加哥男孩不太关心不平等问题；他们大概认为只要几乎每个人都变得更好，不平等就不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不幸的是，智利一个非常直言不讳且有点激进的群体不同意。结果，前左翼学生活动家加布里埃尔・博里奇在2021年12月当选总统。想必他认为自己一切顺利。但他确实得到了一个惊喜。2021年7月4日，一个制宪会议开始工作，与此同时2021年总统竞选活动也开始了。成员们非常倾向左派，最终文件也体现了这一点。它包含了大幅增加福利国家规模和开支、削弱财产权以及增加工会垄断权力等条款，仅举三例。但后来智利人开始阅读这份文件，当他们在2022年9月对其进行投票时，以62%对38%的压倒性票数否决了它。这阻止了许多支持自由的人所担心的更极端政策的实施。

关于阿诺德・哈伯格

在教导芝加哥男孩和帮助智利经济摆脱政府控制方面非常重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之一是阿诺德・哈伯格。爱德华兹在1976年被指派为他的助手时认识了哈伯格，他对哈伯格的喜爱显而易见。我也认识他，我理解这种喜爱。哈伯格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热情的经济自由化倡导者，他认为经济自由化能使经济为每个人服务。

辩论永不停息

然而，爱德华兹对智利自由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在他的最后一章中，他预测智利将进一步远离自由市场。为什么呢？爱德华兹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支持市场的一方放弃了辩论。他写道：“当极左活动家精通Instagram、Twitter和TikTok并巧妙地利用它们传播他们的观点时，自由市场支持者的老派人士却站在一旁，最多只是偶尔给编辑写封信。”爱德华兹写道，一个不好的迹象是“天主教大学几乎完全从日常经济政策辩论中消失”。年轻的教职员工沉浸在一种不发表论文就出局的文化中。

应该怎么做？

爱德华兹引用了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采访，麦克洛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芝加哥大学的重要教职员工。她表示，应对极左活动家攻击的答案是“不断宣扬、不断宣扬、不断宣扬”。

注：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