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塞斯

消费者愿意光顾那些能使他们以最低价格购买到所需商品的商店。他们购买与否，决定谁能继续拥有和运营那些工厂和农场。他们既可使穷人变富，也能使富人变穷。他们能够准确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以何种质量生产以及生产多少。他们是无情无义的“老板”，充满异趣奇想，并且变化多端，难以预测。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值得计较。他们丝毫不关心过去的丰功伟业和既得利益。如果有什么东西既使他们喜欢而又便宜，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原有的卖家。作为买方和消费者，他们可谓铁石心肠，从不顾及他人。

只有一阶商品和服务的卖者才直接接触并听命于消费者。但他们会将接受到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生产其他更高的各阶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消费品的生产者来说，零售商以及服务和职业服务提供商，都不得不向那些出价最低的供给者购买其业务所需的商品。如果他们不从最廉价的市场去购买，并按照消费者的喜好安排生产以提供最价廉物美的物品，就必然惨别市场。那些成功地购买和安排生产要素的更有效率的同行就将取而代之。消费者是能够随心所欲的。企业家、资本家和农民都不得不自缚其手，都不得不遵照大众消费者的命令来运作其事业。任何远离消费者寻求路线的商家都将大蚀其本。哪怕是稍微的偏离，不管是故意的，还是出了差错，或者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和缺乏效率，都可能降低利润或失足商场。严重的偏离则会导致破产或老本尽失。资本家、企业家和地主只有最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命令，才可保有和增加其财富。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花的钱都是毫厘必较的，因而他们得到这笔钱后自然不会大手大脚地乱花。由于作为指挥官的消费者无情无义，他们在其商务活动中也必须绝情寡义。

消费者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消费品的价格，而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还决定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成员的收入。是消费者而非企业家支付每一个工人和男女明星的薪水。正是消费者花费的每一分钱，决定了一切生产程序的方向和所有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市场民主，即每一分钱都代表一次投票权。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部民主的宪法给予其公民的是在政治行为中的主权，正如市场经济给予他们作为消费者的主权。然而，这一比例不尽完善。在政治民主中，只有赞成大多数人所支持的候选人或大多数人所赞成的计划的投票，才对政府事务产生有效的影响。投少数票的人并不能直接影响政策。但在市场里，没有一票是白投的。消费者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出版商不仅仅为迎合大众口味而出版侦探小说，同时也顾及少数人的情趣而出版抒情诗和哲学著作。面包店不仅仅为健康顾客供应面包，也为病人供应特制的餐点。消费者的决定之产生效果，是随着他愿意花费的金额产生的力量而俱来的。

诚然，在市场上，不同的消费者享受的投票权也不尽相同。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的投票权。但这种不平等本身乃以前投票的结果。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要想致富，就必须成功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个富有的人之所以能保有其财富。唯其能够不断地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服务消费者。

因此，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企业家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受托人，但此资格每天都有被取消的可能。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只有在一种情形下，业主阶级可以完全不受消费者主权的支配，那就是垄断。垄断价格是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

这种心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将政治和军事的术语用之于商业。成功的企业家被称为国王或爵爷，他们的企业被称为帝国、王国或公国。如果这种称呼只不过是一种无害的比喻，我们就不必加以批评。但在当代某些学说中，它们却可能成为能产生恶劣作用之某些谬见的来源。

政府乃一强制和高压机构。它能够使用强力使人民臣服。政权、无论由君主掌握，还是由选民的代表操纵，只要其意识形态得以维持，就有力量粉碎反叛。

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市场经济中所据有的地位则大异其趋。某一“巧克力国王”，对他的顾客消费者并无任何支配权。他只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他们品质最优的巧克力。他不能统治消费者，而是为他们服务。消费者无需依附于他。他们可自由的选择是否光顾他的商店。如果消费者更愿意把钱花费在别处，那么他就将丧失他的“王国”。同样，他也不能“统治”他的工人。他支付薪水以雇佣他们的劳务，薪水的数额取决于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愿意支出的价格。资本家和企业家更无权运用政治控制。长期以来，欧美文明民族皆由那些不致妨碍市场经济运作的政府来控制。但在今天，这些国家也由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政党控制着，这些政党相信，对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每一次伤害，都极为有利于人民。

在一个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里，资本家和企业家不会期待通过贿赂官吏和政客获取利益。换言之，官吏和政客也不能对工商业者进行敲诈和勒索。在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有权势的压力集团靠牺牲弱势群体和个人来谋取集团成员的特权。因而工商业者为使自己免遭歧视，就可能通过行贿求助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一旦此法管用，他们就将进一步运用其谋取特权。但不管他们彼此间任何行贿和勒索，都不能说明工商业者权柄在握，并统治了国家。行贿和纳贡的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

因道德恐惧的约束，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尽量避免行贿。他们最终所求的是以合法的民主方式来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以保障自己免受歧视。他们组成同业工会并努力影响公共舆论。殊不知这些努力效果更糟，这可由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之大行其道得到证明。他们能达到的最好结果，至多是把某些极为恶劣的政策略微延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