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票不仅不会加剧农民“被上楼”，反而可能破解这一现象的制度成因；地票不仅不会推高房价，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2010年底，成都“地票”成交均价达到每亩70余万。

如果一户农民有一亩宅基地，他们把这块土地复垦成耕地，就可以整理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这个指标可以成为“地票”，农民可以拿它去交易。如果是自主复垦和交易，70余万的价格，意味着这户农民可以净得50余万（在成都，每亩地的复垦拆迁成本当下约为2-3万，如果加上以后可能发生的集体提留和交易税费，约为十几万）。

对于中国农民，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会有人认为，帮助农民增收是件坏事，成都的“地票”交易却被国土资源部紧急“暂缓”，这又是为何？

媒体相传， “暂缓令”的背后，是国土部要降低增减挂钩热度，防止农民“被上楼”的考虑。也有传闻称，地票高价会推高房价，且不利于远郊区县的发展。

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看，地票承载的这些忧虑多少有些莫须有。

地票与“被上楼”

“被上楼”，指的是一些地方强迫农民集中居住，以省出土地指标用于开发建设。这是增减挂钩政策下的扭曲现象。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可能在执行中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形，表面上，农民“被上楼”是增减挂钩政策带来的。但实质上，“被上楼”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土地管理大半计划、小半市场的双轨体制。

中国的土地管理基本仍是高度计划体制，即由国土资源部计划分配各地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是对这种单一模式的改进，它允许各地将“拆旧区”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将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置换到城市“建新区”。这种“交易”既有助于更合理的配置土地资源，也有助于远郊农民分享城市土地增值收益。

然而，“拆旧区”和“建新区”必须落在一县范围内，完全由国土部门立项、规划、选址和审批，由地方政府实施拆迁、安置和建新工作，并由政府制定补偿标准，农户及其集体无法自发参与挂钩项目，无法主导挂钩项目的实施，更无从知晓指标的真实价格。

在这种行政色彩浓厚、交易信息不足、无价可循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政府与农民难以就补偿（实质是指标交易的价格）达成一致，从而出现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迫农民上楼的情形。

要使农民不“被上楼”，简单地否定和叫停、处理几个负责人无济于事。多年来处理的征地案件还少吗？征地问题因此而解决了吗？答案人所共知。

“被上楼”，凸显了改革的困难：在行政权强于司法权的制度背景下，如果市场化不够彻底、犹豫缓慢，难免存在行政强权渗入市场交易，以致出现无价可循、增加交易争议，损害改革进程的情况。

要使农民不“被上楼”，真正负责任的解决方案不应该是更计划——简单叫停，退回到原来计划配置的方式，而是更市场——加快改革，用更完善的市场制度代替行政强权。

具体而言，就是从半计划半市场的挂钩项目，过渡到农户自发复垦和拆迁、在地票市场上集中交易的方式：让农户及集体有权立项和规划，在更大的范围（如跨市、跨省）自发组建“拆旧区”和“建新区”，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如何筹资、如何建房、收益分配与权属调整，在地票市场自主挂牌交易土地指标，由市场来决定指标价格。

明码标价有助于止纷定争，地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有助于农户决定是否参与，以及以何种方式（以村组集体还是以散户的形式、自己复垦还是委托专业公司等）参与挂钩项目。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监管者，而非参与者。

地票市场的建立，正是将指标交易由政府主导转为农户和市场主导，从而促使行政力量退出、指标明码标价，使“被上楼”的制度症结有了破解的可能。

地票与城市化

目前的挂钩项目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尽管新建的农民集中安置区干净整洁，房子比以前好多了，大量农民仍然在外打工，新建的安置区依然面临空心化的问题。按中国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是否几年、十几年之后，是否要重新复垦拆迁一次？

如前文所述，如果农户可以自主交易地票，一亩宅基地可得50余万的净收入。无论如何，农民都获得了比原先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人们常说，农民进城的基础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可是如果农民没有资本，又如何有能力改变生产方式？如果生产方式不转变，又如何改变生活方式？地票高价，正可以提高农民手中的资本，让农民有能力进城，找到更好的谋生和教育机会，从而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

50余万并非上限。试想，如果允许地票跨市乃至跨省交易，成都的地票可以卖到上海，农民又可以获得多少收入？又会有多少农民因此而融入城市？又会因此而创造多少就业？！如果不趁现在房价、地票价格较高时为农民致富融资，更待何时？！

如果我们允许农户及集体自发复垦和整理土地，农民会更多的选择直接进城，新村也就会更加合理的布局，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集约节约程度。

此外，农民获得高收入后会选择梯度进城。由于受生活习惯，对家乡的依恋，以及生活成本的约束，农民不会集中到中心城区，而是会首先选择在所在乡镇、区县安居。这对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远郊区县和乡镇的人气、商业和房地产发展都大有好处。同时，可以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由中心城区反哺远郊区县的力度。

为解决三农问题，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补贴以及征地补偿力度。然而，在我国行政权强于司法权，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征地强拆、“被上楼”仍是社会之痛。农民依然是我国的弱势群体，农民依然贫穷，农民依然徘徊在城门之外！

地票市场的建立，正是以市场代替行政权的方式，利用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极差收益，以城市反哺农村，促进农民更好的融入城市，促进土地的集约节约。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地票与房价

如果地票价格高，将会推高房价，这是对地票的一种主要忧虑。

某种意义上，这种忧虑与地票的关系其实并不大，不过是以地票之名释放出来而已。

几年前，随着房价的走高，国内媒体上已有过“房价推高了地价，还是地价推高了房价”之争。从经济学的角度，这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房地产价格属于资产价格，房价高低是货币现象，而非成本现象。换而言之，这几年房价的迅速上涨并不是成本上涨推高的，而是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决定的。

而且，地票高价释放的信息，可以促使农户和集体作出积极的回应，增加地票供给。我国有辽阔的农村和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如果农户可以自发复垦和整理土地，在高价的引导下，会产生大量的供给。这样庞大的供给，会平抑地票价格，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建设用地指标。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扩大城市供地，其结果不但不会推高房价，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已发表于《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