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年10月16日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社会制度的持续差异”如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穷”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这一奖项并不意外，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巨匠。事实上，在他们的研究于21世纪初崭露头角之前，政治经济学领域在经济学中一直被忽视。

或许他们最著名的单篇作品是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的文章，该文章利用殖民者死亡率来预测哪些殖民地获得了“良好”制度并随后得以发展。其观点是，在欧洲人能够定居而不至于大批死亡的地方，他们创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的制度，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在相关的研究中，他们继续探讨了像巴巴多斯和秘鲁这样一开始富裕的殖民地为何往往最终变穷，而像上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南部）和马萨诸塞州这样一开始贫穷的地方为何往往最终变得富裕。对这种“命运逆转”的解释是什么呢？答案还是政治制度——具体来说，是那些保护企业家和投资者免受“征收风险”的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曾经在我的一些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教授这本书。虽然其论述大体上与上述更严谨的论文一致，但这本书在政治制度概念上确实有些随意。作者没有专注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而是将他们所青睐的规则称为“包容性制度”，并在整本书中强烈暗示，被理解为普选制下多数统治的民主促进了经济发展。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发现的促进发展的制度在那种意义上不一定是民主的，而更多地与简单的法治和对专制权力的限制有关。

学术经济学厌恶共识，许多后续评论者发表了有影响力的文章，对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的各个方面进行揭秘或试图揭秘。一种批评观点是，是良好的政策而非良好的制度促进发展——因此独裁政权可以像民主政权一样促进增长。根据这种观点，因果关系是从增长到制度。另一种批评观点是，促进增长的不是欧洲人带到他们一些殖民地（而不是其他殖民地）的制度，而是他们带来的人力资本。换句话说，由于欧洲人相对较高的技术复杂性，他们在所定居的任何地方都带来了更多的发展。

然而，受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JR）启发的后续研究也在微观层面证实了制度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仔细观察了不同殖民统治制度之间任意的边界不连续性，以了解它们如何长期影响发展。例如，秘鲁历史上曾存在强制劳动的地区如今仍然拥有质量较低的公路网络和更多的自给农业。此外，“在殖民时期的印度被分配给地主的村庄在2012年更贫穷”。原因可能是“历史制度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

是的，良好的政策——被理解为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即使在缺乏良好制度的情况下也能促进增长。而且民主宪政本身并不能促进增长——看看那些试图全盘照搬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但是良好的制度有助于“锁定”良好的政策。此外，建立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一种良性循环，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前来定居，以便他们能够在更好的制度下生活。我的瑞士沃尔希尼亚门诺派祖先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发现俄罗斯沙皇关于不干涉他们和平主义生活方式的承诺毫无价值，于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找到了机会和稳定。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远非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穷这一问题的定论。但他们激发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里让我们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只是要小心那些（包括这些获奖者）想要讲述一个关于民主总是促进自由市场和增长的想当然故事的人。

本文原题目“Unpacking the Nobel-Winning Oversimplific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