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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师的问题是,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城乡收入应趋同,留在乡村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但是,现实中看到,城乡收入差在持续,这是与刘易斯理论相悖的现象。

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把收入分为劳动性和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乡村的美丽、环境、乡村的建设,中国的差距还不光是劳动收入的差距,而是财产收入的差距。很多乡村并没有像刘易斯预测的,收入比较低的人去城市,收入高的人留在了乡村。人走了,乡村并没有变成美丽的乡村,而是老人和破败的乡村共存。劳动收入低,财产收入也低,导致这个差距变得特别大。破败的乡村加上老人,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都比城市低很多。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的解释是,农民进城其实不太难,但是资本下乡难。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控制外来人口,农民进城打工不是很难。现在农民去城市打工、买房越来越普遍了。农民进城市,逐渐地把城市的房价拉高了,但是资本下乡难,导致农村的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难点不是农民进城,而是资本下乡。

第一,农地方面,涉及到产权制度问题。包括所有制的问题,宅基地、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权的问题。地方政府也会干预,为防止资本跑路,收担保抵押金,提高了资本下乡的门槛。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为了降低宅基地维护的成本,只好废弃。如果资本下乡,农村本来可以改造,现在却只能废弃。

第二,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的住房资产面临较高的贬值风险。城里人不能去农村买房子,农民的房子贬值,城市人也不能接盘。但是农民去城里买房子,帮助城里人化解了房价下跌的风险。出现了城乡房价两头走,城里住房的价格越上行,农村的财产价格越往下跌。

第三,宅基地不能流转,旅游企业不容易进去,乡村的旅游收入也就不易产生。

农民进城易,资本下乡难。城里人下不去乡,美丽乡村的建设就不容易带来财产收入的大幅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谈到打通土地市场,某些观念就认为资本下乡会侵害农民利益。凡事都有两面性,农民和资本更多是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资本不下乡,农民的利益会有更大的损失。

 

 

 

 

11月12日在上财“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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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篇文章 2小时前更新

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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